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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顯耀說：“是真的。你還記得我和你、陳行長三人到總行找何人友副行長聊天時，何行長講的話嗎？”
夏天說：“還有印象。當時何行長主要表達對申一楓大權獨攬的不滿，尤其是人事工作方面。”
王顯耀接着說：“是啊！她當時忿忿說道：‘用人方面的腐敗實際上纔是最大的腐敗！’說這就是貪。現在回過頭來看，她說的一點不假。這幾年，市民銀行問題不小，申一楓折騰來折騰去也沒有撈到什麼政治資本，是瞎折騰。現在，他不得不到了一箇中外合資的企業去當副董事長，這頭好鬥牛跟美國人鬥去了。你看，就這麼幾年，實踐證明：他搞的那一套不單是害人、害銀行，而且害自己，完全是行不通的。”
末了，他又說：“你這事，我看十有八九是胡輝、陳山石好出風頭搞的鬼。”
夏天說：“我也是這樣揣摩，就讓他們折騰去吧！謝謝老領導點撥。你要多保重啊！”
話說此時的王顯耀已經被市民銀行新班子重新起用，任命爲一家支行的行長，剛剛結束他被申一楓“恩賜”的副支行級“高級經理”職務。
夏天有了基本判斷後，給住在樊娉家的岳父樊吉祥打電話，請他按照自己所述，做好樊婷的思想工作。
夏天在電話裏說：“阿爸：我今天要說的幾點都很重要，你聽了消化後，再跟樊婷講。我要求，大家的思想一定要統一到我的觀點上來。第一，雖然這件案子可能會搞得很複雜，但是我一定不會有事的。對於這點，你們一定要有信心。公安局、法院可以以瀆職罪判當事的銀行員工的刑責，但是不可能以參與詐騙活動入罪。爲什麼呢？經濟詐騙是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爲前提的，而我不但沒有得到三八公司的任何利益，而且在1995年春節前真金白銀的借出了20萬元給它用於他們的工人發工資，這是該公司在銀行帳上有記錄的，我手上也有借條。可以說，借出這筆款的銀行帳務記錄以及自己手上的借據，現在是從根本上撇清自己與陳善爲之間沒佔便宜的鐵證。但是，目前不便拿給政法機關，以免越描越黑。日後萬一在立案階段，公安局對我採取強制措施，而到了法院判案的時候，我們也是可以據此翻過來的。第二，我要家裏分別保管的材料，就是日後辨別我在業務活動中有罪無罪的根據，家裏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譬如：材料要不要提交給政法部門？哪些材料要提交？提交給哪個政法部門？什麼時候提供？以什麼方式提供？是給原件還是複印件？等等，都是很有學問的、很嚴謹的，一定要聽我的。總之，現在就是要保管好。第三，我現在之所以避開公安局，主要是對公安局的意圖沒有搞清楚，避免他們的過分糾纏。如果他們心無雜念，專心辦案，那麼，我寫的那個東西送給他們了，就可以搞清楚是非了，充其量再要求補充一點證據就能過去；如果他們想利用辦案的機會撈取銀行清收兩呆貸款的鉅額獎金，那麼，在冠冕堂皇的表象和藉口下，這事就會變得很複雜。我不是對公安幹警沒有信心，說實話，‘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會有。’這點，不能不防。第四，正因爲如此，我們要保持與紀檢監察部門的聯繫，萬一深圳公安局有關人員明顯表現出借辦案之機牟取個人利益，甚至違法辦案，此時，我們就要毫不含糊地把事情亮到市紀委、市委乃至省裏，要求對當事人嚴懲不貸，絕不妥協。這時，你老人家就要在第一時間約見市紀高官和市高官，把問題攤到桌面上。第五，事實上，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貸款糾紛案，連公司詐騙案也不成立，充其量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爲什麼這樣說呢？根據有兩點：首先，無論是當年的莊宇、陳作業班子，還是後來的王顯耀、陳作業班子，都對三八股份公司有着很深的偏愛，究其原因，就是銀行不得不求助於三八股份公司組織存款，以擺脫自己的困境。其次，正因爲如此，當銀行把三八股份公司推向法院起訴的時候，作爲被告代表和抵押方律師的申公豹反覆說：‘這是一宗經濟詐騙案，要求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但是，法院並不這樣認爲。而市民銀行的法律處的那麼多律師和法律專業工作者，也不爲所動，既不認爲三八股份公司貸款是詐騙案，也不對抵押無效提起上訴。這說明什麼呢？就是沒有根據說這筆貸款是因爲詐騙才放出的。我可以這樣說，在依法處理整個三八股份公司貸款案的過程中，原則上我都是迴避的。而現在的湖貝支行的副行長陳山石也知道，法院一般在審理案件時，發現刑事的已經追加刑事處置，或者刑事優先，立案再審。一旦民事判決生效，才節外生枝說該案是詐騙案，通常是不能容許的。而這個案子，法院於1997年中下判，已經執行了六年，市民銀行眼看沒有抓到什麼財產，才向公安局報詐騙案，是不行的。第六，現在看來，若政法機關判我們這些貸款經辦人的瀆職罪，看來也是不可能的。我剛剛與莊宇通了電話，公安局並沒有就三八股份公司的問題與他聯繫。而他是法人代表，要說瀆職的話，他首當其衝。若他都沒有事，我這個信貸經理上有當法人代表的老總，下有經辦信貸員，加上還有銀行與企業本身的奧妙在裏面，所謂‘瀆職’，便不見得有我多大的責任了。”
樊吉祥靜靜地聽完夏天的敘說後，對夏天說：“好，你這樣一說，我心裏有底了。你放心，我會做小婷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