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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時我們聽說奶奶、螺兒和你都在裏面，當時嚇死我們了。”陸皓兒心有餘悸道。
路西菲爾不疾不徐地又道。“社會最常用的統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謂暴。每一個想要與這個體制作對的臣民都將受到生命的威脅。中國歷史上以謀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殺無赦。統治者會反覆強調這一點，目的正是‘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並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制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於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時段。都是專下的‘人質’實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如果能夠保證小恩小惠，臣民們都是甘願做奴隸。他是不會反抗國家‘綁匪’的。”
“國家是綁匪，臣民是人質？”陸皓兒摩挲着下巴，“這理論新鮮。”
現在這個理論呢還沒有出來，所以顧雅螺只能從歷史角度解釋下去，“這麼說吧！二姐學習歷史應該知道滿清入關時，有著名的‘雉法令’：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有多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敢於挺身試法，甘願保住中原的束髮習慣，而不願淪落爲‘披髮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過去，時間過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號角吹響，剃髮成爲擁護命的一個身體標識。這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經身患重症的遺老遺少，他們留戀這根表示身份的辮子，爲取消他的身份資格而感到痛心。
在獨裁的社會體制下，當權者作爲綁匪的身份出現，而被侵略與奴役的臣民則以人質的角色來希圖適應這個新‘綁匪’劫持與威脅‘人質’的方法。我們不得不說，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賴，是向綁匪靠攏的願意被馴養狀態。”
顧雅螺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獨裁下，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然而，大清被推翻，臣民與專統治者關係上打破了平衡，那麼臣民就實際上解放了，翻身做主人了，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的統治模式的社會平衡也同樣被打破、被破壞，那麼被解放的順民，也呈現出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爲趨向：或者尋求重新做順民的機會，這就是那些前朝遺老們的普遍心態；或者尋求讓別人做順民的可能，這正是陳勝、劉邦、黃巢以及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的典型症狀。”
陸皓兒消化了老半天才道，“照着你們的理論，社會里的老百姓只有兩種選擇，即生與死的選擇：要麼反抗，結果是被國家‘綁匪’一槍斃了；要麼適應被統治，滿足被挾持，由國家‘綁匪’培養成順民。這就是‘無路可逃’的境地，別無選擇的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