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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對司法官員說：“《大明律》是皇祖親自制定的，當時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並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用刑法統治百姓，不如用禮實行教化。請你們曉喻天下，務崇禮教，赦免那些罪證不足或可以原諒的囚徒，以實現”嘉與萬方”。建文年間，刑部統計囚犯，比洪武年間減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對洪武年間許多冤案，錯案，他都做了糾正。許多被流放的官員得以赦還，許多被殺功臣的子弟得以錄用。所以史稱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屬捕租，賑災荒”，下詔優養老人，命令官府爲民間賣子爲奴者贖身，下令限制僧道佔田，每人不得超過五十畝，餘田分給平民。洪武年間，蘇松一帶賦稅畸重，朱元璋還下令江浙一帶不得做戶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減免蘇松田賦，規定給江浙人以平等的機會可以做戶部官。
還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極端專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間廢除丞相以後，皇帝大權獨攬，直接統轄六部，但六部尚書的品秩不過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顧那些以“安靜祖法”爲藉口反對改革的言論，斷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將六部尚書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這項改制，被政治反對派攻擊爲“違背祖訓”，因爲朱元璋嚴令子孫不許立丞相，說：“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及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對派說他“今雖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勢的要求，從開國到建國的轉變，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顯得更爲開明。他屢次下詔求言，有人因爲進言激烈被執政者處罰，建文帝說，我們要求直言，卻反因直言遭到處罰，以後不會有人再信任我們。
建文新政，發生在洪武霜鋒雪劍的嚴酷之後，如同陽春煦日溫暖人間。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統治，被明人形容爲“四載寬政解嚴霜”，對之稱頌有加。建文年間，社會安定，民風醇厚，一時士大夫崇尚禮儀，百姓安於生業，家給人足，外戶不溘，路不拾遺，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記》中說：“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階梯高潔地，直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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