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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來爲什麼這股風氣有死去了呢，原因是因爲利馬竇死後，澳門教會當局藉口應以傳教爲根本，不準傳教士散播科學。利馬竇的接任者龍華民（原名：nis
gobardi）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主張公開走向社會，發展教徒，要求入教者必須拋棄傳統的中國習俗。但是他與利瑪竇在對待中國禮儀的問題上觀點不同，從而引發天主教教廷與清政府的中國禮儀之爭，最終導致天主教被禁止傳播。
不過有正就有反，利瑪竇的成功經歷，使傳教士們認識到，要想在中國傳教成功，必須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並尊重中國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禮儀習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學術收攬人心”。
於是來華傳教士大都是當時西方的飽學之士，在科學上有着較高的造詣，以宣傳西方的科學文明作爲傳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於1620年攜入的7000部書，這些書中包括哲學類、神學類、教義類及其他名着外，餘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書，亦復甚多，而今日所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傳教士們一面編譯出版，一面還與中國學者合作，直接用中文進行着述，向中國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西方的先進火器技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傳入中國的。
此次來會見李建城的並是龍華民，金泥閣，（原名尼古拉·特里）以及湯若望。湯若望此人也是一個名人，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在中國生活47年，歷經明、清兩個朝代。逝世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康熙朝封爲“光祿大夫”，官至一品（一級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穌會檔案館有他大量資料。
湯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出衆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這人一生也是着作不少，不過他現在的名字不叫湯若望，這個名字是他與1622年更具其名字的諧音所取，他的本名叫做，約翰·亞當。
李建城所會見的這三個人可以說都是非常有學識和能力的西方人，此次會見說來也巧金泥閣正好帶着書籍來中國並遇到了皇帝召見這樣的好事，對於他們這些傳教士來說能夠見一次明朝的皇帝絕對是一件意義非常重大的事情，這完全比得上他們教皇的接見了。明朝這個國家在17世紀初絕對是一個泱泱大國，國土遼闊，商業繁華，人員也有億萬，只是他卻是不怎對外通商而已，這也是爲什麼天主教遇到再大的困難也要往古中國裏面擠的原因。
此次這三人來見李建城也是準備了大量的禮物，想什麼地球儀望遠鏡，鐘錶這些東西都有，其中金尼閣所攜帶的書也在其中，這些都是他們拿來進獻給皇帝，用來討好他李建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