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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念痕來的時候,焉識請她帶一封信到外面去寄。信是寫給上海家裏的。焉識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是每月給家裏一封信。信要走怎樣漫長曲折的路途才能到婉喻和恩娘手裏,或者是否能到達,他從來不去想。
“她們收不到我的信,會瞎猜的。”
這是他和念痕頭一次共同面對他的現實:他是個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念痕看了看那信的紙張,一個煙盒的內殼。
“她們收到你這樣的信,”她拿起那張正反面都寫得密密麻麻的煙殼,“還用猜呀?一看就知道你已經出事了。”
“只有這個。還是跟看守好不容易要來的。”
念痕從自己包裏拿出一個筆記本,是她用來記課堂筆記的。她撕了兩張紙給他,讓他以最快的速度再寫一封信。不必寫那麼詳細,就寫“一切都好,溫飽無慮,請勿掛念”的意思就行了。焉識照辦了。念痕接過草草寫下的信文,隨便地摺疊一下,看着他。他懂得她的意思:這有多荒誕啊,她念痕充當起焉識和妻子之間的信使來了。
所有從監獄裏寄出的信都要經過審查。紙張要被橫看豎看,對着光亮看,拆開字句看。所以每次讓念痕帶出去寄給婉喻的信也無法寫什麼,連飛漲的物價都不能提,都是對當局不滿的宣傳。寫來寫去,無非說說自己的身體狀況,痔瘡犯了,好了,又犯了;右邊肋下有點隱痛,但願只是肋間神經問題,而不是膽囊或肝臟;重慶太潮溼,因此腳氣是普遍的毛病。
念痕爲焉識寄這樣的家書寄了兩年,眼看着念痕的活潑一點點褪去,臉色的光澤一點點鈍然。眼睛還是那麼大,只是髒東西看多了似的不再清亮。她修了三年的大學課程,拿到了商學院的結業證書,但人的朝氣和志趣早已磨滅。1944年11月,日本軍隊的“一號作戰”逼向重慶,重慶又成了失守前的南京。念痕趁機打通了關節,讓焉識獲釋。焉識在半地牢裏染上肺病,咳嗽咳了半年,胸腔咳空了,空了的胸部凹進去,又從背後凸出來,身高於是被這一凹一凸弄縮了。
在接焉識的上午,並沒有他想象的皆大歡喜。念痕的穿戴比他入獄前華貴多了,走私網絡已經被壓制,逮到黑市上的投機分子戴笠會槍斃他們。但念痕還是有法子買到各種稀罕物品。營救焉識就是靠黑市上買來的南美葡萄酒,雪茄煙,俄國魚子醬,日本鰻魚罐頭。接他的時候,念痕找了一部雪佛蘭汽車。她在車上拿出一個領帶夾,告訴他上面的藍寶石成色非常好,但她只用三袋奶粉就換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