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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授還因爲別的原因做了人們的熱門話題。除了在學生裏蠱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陸教授還不按照教育部審定的教案教學，而是按照自己腦子帶來的課本上課。學校的祕密特務把焉識舉報了上去。
1942年2月，陰曆年之後，幾個人來到學校，把焉識叫到剛返青的蔬菜農場田壟上。客氣還是客氣的，甚至馬屁哄哄，說陸教授非凡人之才，據說把四國語言都講得像家鄉話。焉識還是他那個隨和的一貫形象，“哪裏哪裏、過獎過獎”地作答。對方接下來問，不知道陸教授有沒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間，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國文學、法語和德語的。那麼，教育部陳立夫部長規定的教案審查制度，陸教授有什麼高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敢有高見。
幾個人跟焉識的談話進行得極其窩囊，跟重慶的春天一樣，不幹不溼，不陰不陽。最後那個領頭的人警告了焉識，所有教員的教案必須報批，不經批准的教案是犯規教學。大學學生的思想本來就極不衛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蠱惑馬上感染成病。所以陸教授最好把教案上報審批。
焉識告訴他們，他沒有教案，連教科書也沒有；他是根據自己記憶裏的教科書來授課的。那教科書呢？丟了。1937年就丟了，跟學校許多書籍、教具一塊丟在從上海內遷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遷徙從上海開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漢臨危而再次遷徙。許多內遷的工廠和學校在途中就衝突起來，兵工廠的人抄出了槍支炸彈。沒有人肯讓步，沒有人肯犧牲、割捨，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攜帶看成是絕對必須。甚至破舊的窗框門框也比教授們的教課書籍更必須。幾百名縴夫拉着每個強勢者的“必須”，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從狹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當壯觀。那樣的壯觀情景也是充滿無恥，人必須有賴無恥以在船上多佔一點位置，多搶一口水，多吞一口乾糧。到了重慶，每一艘船上都擡出若干具屍體，那都是生前不夠強壯也不夠無恥的。對不起，諸位，扯遠了。不過，這就是對無教科書授課的說明。
幾個特務走了。臨走仍然客客氣氣：慢走，不送。陸教授請留步。焉識想，衝突不過如此：人們本來分散在全國各地，現在幾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濃縮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煉了濃度，神經質不可避免。他回到寢室，趁念痕在忙晚飯，就寫起文章來。他的文字一向詼諧帶刺，越是刺越是詼諧，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人。他戲說了遷徙內地的大混亂大無恥，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書的丟失。又說他作爲一個教授，怎樣無書而授課，然而卻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發着熟糞味的菜田裏談話，警告爲“犯規教學”。他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報。
是念痕拿着報紙從郵差那裏一路奔回的。他在寫作，叫她只管拆開信封去讀。她從信封裏拿出報紙，靠着門框開始閱讀。讀完她不說一句話，扭頭看着門外漸漸到來的黃昏。他問她是不是認爲文章不好。她說寫得好不好不要緊，要緊的是這樣寫就闖禍了。那幾個人都不是好來頭，跟陸教授客套地警告一場，陸教授還把他們寫到文章裏，當白鼻子小丑寫，他們肯定不會再客氣的。從政府搬遷到重慶念痕就開始在教育部裏做事，衙門的事情她比焉識懂，什麼樣的話會惹官員們翻臉，她一看就知道。焉識的話也許已經惹翻了他們。焉識笑了，說惹翻了好，教授的境遇已經壞到了底，再壞就好了。
就在當天夜裏，焉識的房門被人撞開。五個帶槍的男人把他的牀圍住，五個槍口對準哆哆嗦嗦開始穿衣服的焉識。焉識從來沒有在那麼多眼睛的瞪視下穿衣，慢說還被他們毫無必要地吼叫：“快點！老實點！……”因此他一會找不着襪子，一會失落了皮帶。他想，勇敢不屈的滋味一點也不好受；他的體面尊嚴在十多分鐘裏丟得非常乾淨。他一面跟着五個人往門口走，一面回想傍晚時念痕的話。女人的直覺總比男人好。
到了門外，他發現不止進到門裏的五個特務，門口還有兩個，過一會，又從房子後面跑過來兩個。他一個教書匠，讓他們這樣認真打伏擊，看來確實惹翻了大人物。他不知道該怎樣通知念痕。有關這類夜裏突襲式的捕人學校傳聞很多，被捕走的人從來就是祕密失蹤，失蹤者身後所有的問詢都不被理睬。那麼念痕就不會知道他去了哪裏。念痕不知道他去了哪裏，會怎樣？
他們走到一所房子的拐彎處，碰到從一扇門裏出來的人。是中文系的一個教授。他出來是打算在牆角解小手，但一看到焉識一行愣了一下，馬上縮了回去。焉識希望他看清了自己，並且會多嘴多舌，把夜裏看到的都告訴念痕。最好一早就告訴她，不然她早上來給他做早餐時就會急死。
焉識被關押的地方念痕在一個禮拜後就找到了。念痕想找的門路她怎麼都會找到。她帶來了換洗衣服和刮臉刀，幾本跟政治無關的英文小說。他看她舉重若輕地說說這談談那，從她又大了一圈的眼睛看出她心裏有多焦慮。焉識逗她，說關在裏面反而好了，喫飯不愁了，還有足夠的時間睡覺。而且監獄是半地牢，有利於防空。她伸手摸摸他的臉，像個大姐感激懂事的弟弟。她臨走輕聲說她會想法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