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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焉識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國工黨代表團來參觀這所模範監獄，參觀了犯人喫飯，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喫魚，每個犯人分到的魚肉有四五兩，看起來是從幾十斤重的大魚身上切下來的。他磨那根針首先因爲毛衣脫線，需要修補。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別人都跟他學着磨針，這不能怪他；他們磨了針去縫衣服還是去刺自己的喉嚨，就更加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了。

我祖父在1955年還跟人一口一個“個人選擇”。這話到了他的回憶錄的後半部就不見了，他已經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麼可笑。1955年那個春天的夜晚，他正毫無選擇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灣體育場的萬人公審大會。

其他獄友搬遷到五樓去之後，留下的就是陸焉識一個人。果然，他在晚上九點鐘被押到一間監號。在往走廊裏走的時候，他看見了自己的皮箱，還是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個皮箱。明天，槍聲響過之後，獄友們從樓上搬遷回來，也會看到這個皮箱，它將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邊，並且彆着一張紙條：“陸焉識，xxxx號，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長桌上攤着表格。表格上端豎着一個充滿自我正義感的戴警帽的頭顱，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燈光，因此眼睛和陰影不分彼此，可以說眼睛有陰影那麼大，或者說陰影像眼睛一樣會打量人。

表格的一個個欄目都被填滿，他向後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後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沒辦法，這是他的教養給他的習慣，讓他尊重任何一種勞動和付出：不管怎樣的冤案，人家爲你也忙了累了這麼久。

1955年3月3日的陸焉識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樣，決定把自己最後的夜晚用來給自己的妻子寫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來了紙和筆，把紙鋪在冰冷潮溼的水泥地面上，儘量不讓筆尖戳破紙。1955年的陸焉識跟1976年一樣，也是要寫得太多，反而寫不出一個字。不同的是，那時候他還沒有認識到自己一生最愛的人就是妻子馮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開端，卻是他完美的歸宿。1955年3月3日夜裏，陸焉識只是打算寫一封尋常的別離妻子兒女家園的信，像遺言又像託孤的那種信。但他怎樣都寫不出來。他害怕極了。死是那麼可怕的事啊。何況又是那麼一種死法。他恐懼死的程度可以殺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鐘被殺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樣昏沉沉睡去，守着兩張空白的信紙。

他是被腳步聲驚醒的。一剎那間他後悔不迭，那封信沒有時間寫了。等兩個警察向他走來時，他看看那兩張白紙——他的不辭而別。警車鳴笛開道，他回過頭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邊站着看熱鬧的人羣。他從來沒有看過此類熱鬧；沒有那種胃口和情趣。到了體育場，組織來參加公審會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無虛席，有那麼幾個缺乏理性的人被押進場時虛張聲勢地喊口號，聲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們無非是覺得太沒面子了，體面了半輩子最後落個這樣的死法，讓上萬的人當作鬥獸場的犧牲來看。所以他們就是喊幾聲給自己掙回點面子。

五六十個死刑犯從上海的各個監獄集中到這裏，秩序很亂。三月天出了個五月的太陽，早早到來並等了一個上午的羣衆們無法如廁，就在附近的背靜處解決；犯人們忍禁不住的糞便順腿而下，掛在褲子上，隨着他們移動；人民和敵人的排泄物一同讓太陽蒸發，萬人體育館出來了萬人大廁所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