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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喻喘着氣，摸着自己垮塌了的頭髮——那是兩小時前丹瓊帶她和焉識到賓館的理髮店做出的髮式。丹瓊的請客範圍很大，包括父親母親就餐的髮式和着裝，都是從頭到腳一新。她做了一切準備要在這天晚上給父母包辦婚姻。
原來婉喻在反抗包辦婚姻時可以如此地英勇不屈。比起陸焉識曾經的曲線反抗，可是要英勇多了。婉喻纔不來理會一屋子的驚恐面孔，還有從驚恐下面漸漸透出來的痛心。尤其是丹瓊，亮晶晶的眼淚把她的眼睛變成兩顆黑色水晶，她卻不讓它們落下，就那麼忍辱負重地一笑。沒有比那笑容更能說明她心痛欲絕了。她的兩個女兒以木偶的表情看看外祖母馮婉喻，又看看母親馮丹瓊。世上的母女都是冤家，她們和自己的母親之間的冤家情結放在這個場面裏是太微不足道了。
婉喻的炮樓
我祖母在我小嬢孃護駕之下，乘上我叔祖父陸焉得包的賓館轎車先一步告辭。此後她再也不肯見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兒馮丹珏。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樓，她在裏面抵抗任何給她包辦婚姻的人。
這樣的母女告別令我的大姑馮丹瓊好不淒涼。她提前結束了故國重遊，帶着幾個孩子回美國了。離去之前，她總是用一句話安慰她自己：“我會把姆媽接到美國去的。”她把這句話重複了很多遍，一想到她將會忍受怎樣的思念之苦，就把這句話拿出來唸叨。她內心分裂出兩個人來，一個年長一個年幼，幼者一傷心鬧騰，長者便拿好話來哄，不必考慮兌現，只要哄出暫時的寧靜就好。
我的叔祖父陸焉得兩口子在那場晚宴之後也變得無心無緒，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不逛說不過去”的那種逛法。對他們來說，玉佛寺、城隍廟、國際飯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從前，髒了，破舊了，留着無產者們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論信徒們對物質的毀滅欲讓他們寒心地搖頭。最傷他們心的是，軟語漫笑的上海人沒了；無論朝哪個方向扭過你的臉，你都和冷漠或牢騷或仇恨照面。每個人都是牢裏牢騷地行走或說話，他們的牢騷似乎都是你引發的。因此焉得兩口子不跟上海人計較了，在馮丹瓊祖孫幾人離開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時去了。
他們行前都沒有跟我祖母告別。因爲我小嬢孃怕進一步刺激她母親，引出又一個病情飛躍，勸阻了他們。
我祖父陸焉識一直沉默。沉默得奇怪。他的沉默也是一座炮樓，替他守衛着他思維的持續性，讓他完成他回憶錄和書信集的最後章節。他的沉默一直持續到1984年冬天。那個冬天發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樣被重新發掘，領導一本漢英大詞典的編輯工作。我在他屋裏（曾經是我的臥室）看到了那封聘書以及跟聘書一塊寄來的便箋。便箋說：“……朱教授一再請我代問您好。他因爲類風溼暫時不能回國……”我是這樣推演的：這位身在美國的朱教授熱烈推薦了我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學弟，深知陸焉識的學識，也瞭解他揣着那樣的學識在大荒草漠上種青稞、打魚，蹉跎二十多年。我接下去的推演是：出版社在決定編輯這本大詞典時首先是請美國著名漢學家朱教授來掛帥的，但朱教授像所有海外遊子一樣，聽了太多的幾乎千篇一律的陸焉識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國也會像陸焉識一樣去種青稞、打魚，所以乾脆舉薦陸焉識，好在陸焉識是過來人。我無法得知朱教授如何舉薦我祖父的，但僅僅從這一舉薦導致我祖父登上主編位置，就可以斷定朱教授如何擺出條條例證，也足以看出朱教授有多麼重大的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