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宰牲節 (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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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睡半醒之間，我想到了遠房親戚蘇雷亞舅舅和他那個我總是記不住名字的兒子。我和芙頌在很久以前的一個宰牲節裏曾經一起坐車出去玩了一趟，那天蘇雷亞舅舅也在我們家。一些關於那個寒冷、陰沉的宰牲節上午的畫面，就像我不時看見的某些夢境一般閃現在了我的眼前，既非常熟悉又彷彿是一個奇怪的記憶。我想起了三輪自行車，我和芙頌一起上街，我們無聲地看一隻正在被宰殺的綿羊，然後坐車出去遊玩。第二天，當我們在邁哈邁特公寓樓裏見面時我問了她這些事情。

“自行車是我和媽媽從家裏帶來還給你們的。”所有的事芙頌都記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後，你母親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車送給了我。但我也沒法騎了，因爲我長大了。所以我媽媽在過節那天把車帶來了。”

我說：“然後一定是我母親又把自行車拿到這裏來了。現在我也想起來了，那天蘇雷亞舅舅也在……”

芙頌說：“因爲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車遊玩，芙頌也比我記得更清楚。我想在這裏敘述一下經她講述後我想起的那次出遊。那年，芙頌十二歲，我二十四歲。1969年2月27日，宰牲節的第一天。就像在每個節日的上午那樣，我們都會在尼相塔什的家裏請那些穿西裝系領帶、衣着講究的親戚們喫午飯。房門不時被敲響，新的客人，比如說我的小阿姨和禿頭的姨父，還有他們好奇的孩子們來了，所有人都站起來和新來的客人一一握手、親吻。正當我和法特瑪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時，父親過來把我和哥哥叫到一邊說：“孩子們，蘇雷亞舅舅又在說‘爲什麼沒有利口酒？’，你們誰去阿拉丁的店裏買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來？”

甚至在那些年裏，因爲父親有時會喝多，所以母親在過節時禁止了用銀托盤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習俗。母親是爲了父親的健康作出這個決定的。但是兩年前，還是在這樣的一個節日裏，當蘇雷亞舅舅又堅持要喝利口酒時，母親爲了讓他放棄這個念頭便說：“宗教節日裏怎麼可以喝酒！”而這又在我們那極端基馬爾主義者的舅舅和我母親之間，引發了一場關於宗教、文明、歐洲和共和國的無休止的爭論。

父親從他那個裝滿十里拉的錢袋裏拿出一個硬幣說：“你倆誰去？”每次過節前父親都會特意去銀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幣，爲的是散發給過節時來親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門人和保安。

我哥哥說：“讓凱末爾去！”

我說：“讓奧斯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