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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茜貝爾讓我遠離了努爾吉汗，遠離努爾吉汗又導致我更難得見到瘋狂愛上了她的麥赫麥特。扎伊姆也因爲更經常地和他們一起出去，所以我只能單獨和他見面，這樣一來，我就慢慢地遠離了這幫朋友。我的一些像私生子·希爾米和塔伊豐那樣的朋友，他們不在乎自己是否已經結婚或是訂婚，依然對夜生活那黑暗面有所需求，他們知道伊斯坦布爾最貴的妓院，也清楚那些被戲稱爲“大學生”、稍微有些文化、有教養的女孩出入的酒店。帶着讓自己好起來的希望，我和他們出去玩了幾個晚上。然而我對芙頌的愛情，已經從靈魂的那個黑暗角落擴散到了我的整個個性。儘管朋友的交談讓我得到了一些愉悅，但我也沒能走到讓我忘記煩惱的地步。晚上多數時候我都待在家裏，坐在母親的身旁，一邊喝拉克酒，一邊不管惟一的國家電視臺放什麼就看什麼。
母親就像父親健在時那樣，無論在電視上看見什麼都會無情地批判，就像對父親那樣，每晚她都會對我說一遍別喝的太多，但過不了多久她又會在沙發上睡着。那時，我就會和法特瑪女士輕聲談論電視節目。不像我們在西方電影裏看見的那些有錢人家的用人，法特瑪女士的房間裏沒有電視。自從四年前開始有電視節目，家裏買了一臺電視機後，法特瑪女士每晚會在離客廳最遠的酒吧椅上——那已經成爲“她的椅子”——臨時坐着，遠遠地看電視，遇到動情的畫面會激動地玩頭巾結，有時還會參與聊天。因爲父親去世後，回答母親那無休止獨白的任務落到了她的頭上，因此她的話也就更多了。
一天夜裏，當母親在沙發上睡着後，我和法特瑪女士就像所有土耳其人那樣在不懂任何滑冰比賽規則的情況下，看了電視裏實況轉播的滑冰比賽，我們一邊看着那些雙腿修長的挪威和蘇聯美女，一邊聊起了母親的近況、轉暖的天氣、大街上的政治謀殺、各種政治的邪惡。我們還談起了她的兒子，他在我父親身邊工作後移民去了德國的杜伊斯堡，在那裏開了一家轉烤羊肉店。隨後她把話題轉向了我。
“鎬頭腳趾甲，你的襪子不破了，真棒……親愛的凱末爾，前天我一看，你已經在好好剪腳趾甲了。那麼我就送你一個禮物吧。”
“指甲鉗嗎？”
“不是，你已經有兩個指甲鉗了。現在你父親又留下一個，加起來就有三個了。是一樣別的東西。”
“什麼？”
法特瑪女士說：“你進來。”
從她的神情裏，我感到問題的特殊性，我跟她走了進去。她從自己的小房間裏拿了一樣東西，隨後走進我的房間，開了燈，像逗孩子那樣對我笑着打開了手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