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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七年十個月，我爲了看芙頌，喫晚飯去了楚庫爾主麻。第一次是在內希貝姑媽說“我們晚上等你來！”後第十一天，也就是1976年10月23日，星期六。我和芙頌，還有內希貝姑媽最後一次在楚庫爾主麻喫晚飯是在1984年8月26日，星期天。這樣算來其間一共是2864天。我將向大家講述在這409個星期裏發生的故事，根據我的筆記來看，我一共去了他們家1593次。這意味着我一星期平均去他們家四次，但也別認爲我每星期都一定會去四次。

有些時候，我會每天見到他們，有些時候我會因爲生氣或者以爲能夠忘記芙頌而去得很少。然而沒有芙頌的日子（我的意思是沒有見到芙頌）從來沒超過十天，因爲十天後，我的痛苦就會達到1975年秋天時那種無法忍受的程度，因此可以說在這七年多的時間裏我是有規律地去芙頌他們家的（我想用他們的姓凱斯金來稱呼他們）。他們也會有規律地等我去喫晚飯，我要去的那些晚上他們也都會準確地估計到。短時間裏，他們對我在晚飯時間的拜訪，我也對他們對我的等待好歹習慣了。

凱斯金他們不會喊我去喫晚飯，因爲餐桌上總留着我的位子。而這總會讓我每天晚上在去不去見他們的問題上苦思冥想一番。有時我會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會過多地打擾他們，但如果不去，除了那天晚上要忍受見不到芙頌的痛苦，我還會因爲自己的“失禮”，或是他們錯誤地理解我的缺席而煩惱。

我對他們家的頭幾次造訪，就是帶着這些煩惱，在熟悉他們家，和芙頌的對視，適應他們家的氛圍中度過的。我想用眼神告訴芙頌，“你看，我來了，我在這裏”。這就是我第一次造訪時的主要情感。頭幾分鐘裏，我會爲自己最終戰勝了腦子裏的不安和害羞而祝賀了自己。如果在芙頌身邊可以讓我如此幸福，那麼我爲什麼還要給自己找那麼多煩惱呢？你看，芙頌不也像一切正常，對我的造訪很滿意那樣在甜甜地笑嗎？

很可惜，在頭幾次的造訪裏，我們很少有機會單獨待在一起。但我依然每次都能找到一個機會對她輕聲說“我太想你了！”一類的話，芙頌則會用她的眼睛告訴我，她很喜歡我說的這些話。環境不允許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親密。

讀者一定對我在八年時間裏對芙頌他們的（我就是不習慣說凱斯金他們）造訪感到驚奇，對我能夠輕鬆地談論這麼一大段時間、近三千個日子感到驚訝。對於這樣的讀者，我很想能夠稍微說一下時間是多麼具有欺騙性的一樣東西，很想能夠展示一下時間的雙重性，那就是一個是我們自己的時間，另一個是我們和所有人分享的“官方”時間。這不僅對於我贏得那些讀者的尊重，他們可能會因爲我連續八年走進芙頌他們家而把我看做是一個怪異、癡迷、令人恐懼的人，對於瞭解芙頌他們家的生活也是重要的。

讓我從他們家裏那面德國製造，裝在一個優雅木盒子裏，帶鐘擺，有玻璃鏡面，會發出噹噹聲響的掛鐘說起。掛在芙頌他們家大門邊上的這面掛鐘不是用來衡量時間的，而是用來讓家裏所有人感覺家和人生的延續性，提醒大家外面的那個“官方”世界的。最近幾年裏，因爲電視和廣播能夠以一種更有趣的方式來完成顯示時間的任務，因此這面掛鐘，就像城裏其他十幾萬的掛鐘那樣失去了它們的重要性。

比這更華麗、更笨重的掛鐘，在19世紀末，首先在伊斯坦布爾的那些西化的帕夏和有錢的非穆斯林宅邸裏風靡一時，到了20世紀初，共和國建立之初，這種時尚很快在那些效仿西化的中層家庭裏流行起來。兒時，在我們家和其他我去過的很多人家裏，類似或者更加笨重，帶木雕的一個掛鐘，會被掛在大門面對的門廳或是走廊的牆壁上，但現在已經沒有太多人會去看它們了，它們正在被遺忘。因爲到了20世紀50年代，幾乎“所有人”，即便是孩子都會有一塊手錶，而所有家裏都會有一個從早到晚開着的收音機。直到電視屏幕改變了家裏的聲音和人們的作息習慣，也就是到了故事開始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儘管沒什麼人再會去看它們，但這些掛鐘因爲習慣仍然在繼續嘀嗒地走着。在我們家裏，因爲在臥室和客廳聽不到掛鐘的嘀嗒聲以及每隔半小時、一小時的當當聲，所以它從未打擾過任何人。因此這麼多年誰也沒想到要讓它停下來，總會有人站上椅子給它上發條！因爲思念芙頌，喝了很多酒的一些夜晚，當我半夜醒來爲了抽菸去客廳經過走廊時，我會因爲聽到掛鐘發出的整點鐘聲而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