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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把電影劇本送去審查委員會，電影的主題和畫面要得到他們的認可。在土耳其，就像準備幹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國家“批准”時面對的所有情況一樣，在這裏也滋生出了一種複雜的許可和賄賂的官僚作風，爲應對這些困難，又催生出了那些讓公民的申請通過官僚機構審查的中間人和公司。我記得，1977年春天，我和費利敦在檸檬電影公司的辦公室裏，討論了很多次找誰來讓我們的《藍色的雨》通過審查的事情。
有個外號叫打字機·德米爾，非常受歡迎、勤奮的希臘人。他讓審查委員會通過劇本的方法，就是把每個寫好的劇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機和風格重新打一遍。這個膀大腰圓的老業餘拳擊手，是一個靈魂優雅、細膩的人。他會把劇本里的那些尖角磨圓，用純真來緩和富人和窮人、工人和老闆、強姦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壞人之間的對立，他會巧妙地用一些帶着旗子、祖國、阿塔圖爾克和真主的動聽語言，來平衡主人公在電影最後說的那些會讓審查者抓住，然而卻是觀衆喜歡的憤怒、強硬和批判的話語。他真正的能耐，則是把劇本里每個粗暴、過激的點，用幽默、輕鬆和可愛，變成一種神奇的人生細節。那些經常賄賂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大電影公司，即便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劇本，也爲了要沾上他那可愛、神奇、稚氣的氣息，把劇本交給打字機·德米爾修改。
得知夏夜裏讓我們深受感動的神奇土耳其電影裏那無與倫比的詩意歸功於打字機·戴米爾後，在費利敦的建議下我們帶上芙頌，去了“劇本醫生”在解放街區的家裏。在一面巨大的掛鐘發出嘀嗒聲響的這個地方，我們看見了一臺被賦予傳奇色彩的舊雷明頓打字機，我們感到了電影裏那特別而神奇的氛圍。德米爾先生很禮貌地接待了我們，他讓我們先把劇本留下，他說，如果他喜歡劇本，就會用打字機把劇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過審查，他指着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盤中間的文件說，但這需要一段時間，因爲手頭還有很多活。他指着身邊一對二十幾歲，長着貓頭鷹眼睛的近視眼雙胞胎姐妹說，是女兒們幫他一起修改劇本的，他誇讚“她們比自己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個認出了芙頌，提到她在四年前舉辦的土耳其選美比賽中闖進了決賽，這讓芙頌十分開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記得這些了。
然而，重新寫好，也是專門爲芙頌打造的劇本，三個月後才由同一個女孩說着特別讚美和仰慕的話送了回來（她說：“我爸爸說這完全是一部歐式的藝術電影。”）。我從英頌板着的面孔，不時說出的一些惱怒的話裏明白，她對此很不滿意，我也試圖告訴她，她丈夫也比較拖拉。
晚上在凱斯金家，我和芙頌離開餐桌能夠單獨說話的機會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飯結束前，我們會走到檸檬的籠子前去給它餵食，喂水，看它用嘴啄墨斗魚的骨頭（那是我從埃及市場買來的）。但那裏離餐桌很近，我們之間很難有親暱行爲。除非耳語，或是過分大膽。
更合適的一條途徑，則是在後來的日子裏自然產生的。芙頌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隱瞞的街區朋友玩（多數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剛結婚的女人），和費利敦一起去電影人出入的場合，做家務，給依然還在接縫紉活的母親幫忙，剩下的時間就是“自學”畫鳥。“自學”是她自己的表述。但我會感到這種業餘消遣後面的激情，因爲這些畫我更愛她了。
這個愛好是因爲一隻烏鴉開始的，那隻烏鴉就像在邁哈邁特公寓樓那樣，停在了後屋陽臺的鐵欄杆上，而且它看見芙頌也不飛走。那隻烏鴉還來過很多次，它停在欄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懼的眼睛斜視芙頌，它甚至讓芙頌懼怕了。有一天，費利敦爲烏鴉拍了一張照片，於是，芙頌就照着這張我在這裏展出的黑白小照片，用水彩慢慢地畫了一張我很喜歡的畫。隨後又有一隻鴿子和麻雀停在了陽臺的欄杆上，她又繼續畫了它們的畫。
費利敦不在的夜晚，飯前或是電視上放長長的廣告時，我會問芙頌“你的畫怎麼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