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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爲了讓芙頌遠離她一去佩魯爾酒吧就聚集過來的雄餓狼們所做的事情，有時不會讓我們煩惱，反而會讓我們發笑，甚至開心。讀者們應該還記得那個出現在我訂婚儀式上的傳聞作家白色·康乃馨吧，當我得知他準備爲芙頌寫一篇“一顆新星即將誕生”的文章後，我告訴芙頌，這人不可信。隨後，像玩捉迷藏那樣我們一起逃避了他。一坐到芙頌的桌上，頃刻間就會把心裏的愛情詩句寫到餐巾紙上，用感人的語言向她表白的詩人記者的作品，也在我的努力下，在沒讓任何一個讀者看到之前，就被佩魯爾的老招待員塔亞爾扔進了垃圾桶。我、費利敦、芙頌，當我們三人隨後單獨在一起時，我們會笑着將其中的一些故事（不是全部）講給彼此聽。
我們在佩魯爾酒吧以及類似的酒吧和酒館裏碰到的多數電影人、記者和藝術家，喝多了酒就會開始可憐他們自己而哭起來，而芙頌卻完全相反，她喝下兩杯拉克酒後會高興地變得天真起來，像個俏皮的女孩那樣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有時，我也會覺得，就像夏天我們去看電影，去海峽喫飯時那樣，芙頌是因爲她、我和她丈夫，我們三人在一起而開心的。因爲厭煩了那些譏諷和傳聞，我很少去佩魯爾，如果在那裏就會監視芙頌周圍的那些人，多數時候我會說服芙頌和費利敦去海峽喫晚飯。因爲我們早早離開了佩魯爾，芙頌一開始會不高興，但在路上和切廷一起聊天時她會變得那麼開心，以至於我覺得，我和他們——就像我們1976年夏天時做的那樣——一起更多地去飯店對於我們大家都會更好。爲此，我首先要說服費利敦。因爲芙頌和我，我們兩個人，當然是不能像兩個情人那樣一起去任何一家飯店的。因爲讓費利敦離開他的電影人朋友會很困難，因此有一次我說服了內希貝姑媽，然後我和芙頌還有她丈夫去薩勒耶爾的烏爾江飯店喫了竹莢魚。
1977年夏天，因爲塔勒克先生也沒過多反對，甚至很情願地加入了我們的行列，因此在凱斯金家看電視的我們——一起坐着切廷開的車——開始去海峽的飯店了。因爲我想讓參觀博物館的每個人用我記住的幸福來記住我們的這些出遊，因此我要來細細地說一說。小說和博物館的目的，不正是真誠地講述我們的回憶，讓我們的幸福變成別人的幸福嗎？那年夏天，在很短的時間裏，一起去海峽的一家酒館喫晚飯，成了我們的一個好習慣。在隨後的幾年裏，無論是什麼季節，我們會經常——每月一次——坐上車，像去參加婚禮那樣說笑着出發，要麼去一家海峽的飯店，要麼到一家有名的大夜總會去聽塔勒克先生喜歡的老歌。別的一些時候，則會因爲芙頌和我之間的緊張關係、一些不確定的東西、我們的電影始終無法拍攝等煩惱，讓我們忘記這個樂趣。然而不開心的幾個月過後，當我們又一起坐上車時，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在一起能夠玩得很開心，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彼此，愛上了彼此。
那時，塔拉卜雅，是去海峽遊玩的伊斯坦布爾人最鍾愛的一個地方，那裏鱗次櫛比的酒館外面的人行道上擺滿了桌子，桌旁坐滿了人，通姆巴拉手、賣牡蠣和杏仁的小販、拍完照一小時後拿來照片的攝影師、賣冰激凌的小販、多數飯店都有的土耳其小樂隊和民歌手不停地在桌子周圍轉悠（那時周圍還看不到一個遊客）。車子穿行在馬路兩邊飯店中間的窄小街道上，託着裝滿了冷菜碟子托盤的招待們則不停地穿梭在車子和客人們中間。我記得我們每次去那裏，內希貝姑媽都會驚訝於那些招待的速度和勇氣。
我們去的是一個名叫“安寧”的不太引人注意的飯店。去海峽的第一個晚上，因爲有空位我們進了這家飯店，塔勒克先生也很喜歡，因爲他可以“遠遠地免費”欣賞從旁邊的寶石夜總會里傳來的土耳其音樂和老歌。另外一次，當我說如果去寶石夜總會我們可以更好地聽老歌時，塔勒克先生立刻說，“行了，凱末爾先生，別去給那蹩腳樂隊和烏鴉嗓子的女人送錢！”但喫飯時，他更仔細，也更津津有味和憤憤不平地聽了旁邊傳來的音樂。他說歌手們的“嗓子不好、耳朵不靈”，他會高聲地糾正他們的錯誤，會在歌手之前把歌唱完以此來顯示他知道所有的歌詞，喝下三杯拉克酒後，他會帶着一種深沉和憂鬱，閉上眼睛、搖頭晃腦地爲音樂打節拍。
當我們離開楚庫爾主麻的那個家，坐車去海峽遊玩時，彷彿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在家裏所扮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歡去海峽喫飯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芙頌可以坐在我的身邊。在那些擁擠的桌子中間，誰也看不見她的胳膊貼上了我的胳膊，當她父親聽音樂，她母親欣賞海峽周圍搖曳的燈光、薄霧繚繞中的黑暗時，我倆會在嘈雜聲中，像兩個剛認識、剛學會歐式男女朋友關係的羞怯的年輕人那樣，小心翼翼、輕聲地談論我們的飯菜、夜晚的美麗和她父親的可愛。在父親面前抽菸總會感到不自在的芙頌，在海峽的飯店裏，會像一個自食其力的歐洲女人那樣，大大方方、毫無顧忌地吞雲吐霧。我記得，我們從戴着墨鏡、粗魯的通姆巴拉手那裏買來紙牌試了運氣，什麼也沒贏到後互相看着對方說“我們在賭場失意了”，隨後我們爲此害羞，再後來則感到了幸福。
這不僅是從家裏出來，古典奧斯曼詩歌裏描繪的喝着葡萄酒和情人並肩坐着的幸福，也是和街上的人羣在一起的幸福。當飯店之間的窄路被車堵上時，坐在車裏的人和飯店裏的客人之間會瞬間爆發“你斜眼看了女孩”，“你爲什麼把菸頭扔到我身上”的爭吵。酒過三巡後，醉鬼們會開始唱歌，客人們的掌聲和喧譁聲會讓氣氛一下活躍起來。那時，如果車燈照到了奔波在各家飯店表演“東方舞”的舞娘那綴滿金色亮片的舞服和被陽光曬得黝黑的皮膚，汽車的喇叭就會像11月10日1 <small>34</small>輪船發出的汽笛那樣，開始發自內心地響起來。隨後，在炎熱夜晚的當中，風會突然轉向，扔在碼頭和鵝卵石路面上的榛子殼、瓜子殼、玉米芯、西瓜皮、紙張、報紙、汽水瓶蓋、海鷗和鴿子的糞便以及塑料袋上面的塵土會瞬間被風吹起，剎那間還能聽到從街道另一邊的樹上傳來的沙沙聲，那時，內希貝姑媽會用手捂着面前的盤子說：“孩子們，起風了，小心你們的飯菜！”過一會兒，風瞬間又會轉向，東北風會從黑海帶來一陣夾帶着海藻味的涼爽。
夜晚結束前，當“這飯錢爲什麼那麼貴”的爭吵出現時，飯店裏會響起一陣陣歌聲，我和芙頌的手、胳膊和腿會貼得更近，甚至彼此纏繞，以至於有時我會以爲自己將會幸福地暈倒。有時我開心得會喊來攝影師爲我們拍照，讓吉卜賽女人給我們大家看手相。有時我會感覺彷彿第一次和她相識。在那裏，坐在芙頌的身邊，當我的胳膊碰到她的胳膊和手時，我會想自己將和她結婚；看着月光時，我會沉浸在幸福的幻想裏。那時，我會再喝一杯加了冰塊的拉克酒，隨後就像在夢裏一樣，我會帶着一種恐懼的歡愉發現那裏硬邦邦地挺了起來，但我不會因此驚慌失措，就像我們在天堂裏的祖先那樣，我會感到自己、我們進入了一種完全從罪惡和罪孽裏淨化出來的精神世界，我會任由自己沉浸在幻想、歡愉和坐在芙頌身邊的幸福裏。
我不知道，在外面，在擁擠的人羣裏，在她父母的鼻子底下，我們爲什麼能夠如此親近，而在楚庫爾主麻的家裏卻從來不能這樣。但在那些夜晚，我明白，日後我們將能夠成爲一對和諧、幸福的夫妻，用娛樂新聞的話來說“我們很般配”。甚至我倆都會在心裏感到這一點。我十分幸福地記得，當我們愉快地談天說地時，因爲她說“你想嚐嚐嗎？”，我用自己的叉子從她的盤子裏拿了一個黝黑的小肉丸，還有一次，依然在她的鼓勵下，我用叉子從她的盤子邊上叉起幾顆橄欖扔進了自己的嘴裏，我在這裏展出那些橄欖核。另外一個晚上，我們側着身子和旁邊桌上一對像我們的情侶（男人三十多歲、棕色頭髮，女孩二十歲，白皮膚，黑頭髮）友好地交談了很長時間。
那天夜裏臨走前，我碰上了從寶石夜總會出來的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我們站在路邊沒提及任何老朋友，認真地討論了一番“在夜裏這個鐘點，海峽邊開着的冰激凌店哪家最好”。告別時，我遠遠地指着正在上車的芙頌和她父母說，我帶親戚來玩海峽了。我想告訴日後去我博物館的參觀者，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伊斯坦布爾還只有少量的私人轎車，從美國或是歐洲買來轎車的富人們，常常會開車帶熟人、親戚們出去逛街。（兒時我經常聽到母親問父親：“薩黛特女士，想和丈夫和孩子們坐車出去玩玩，你去嗎？還是我和切廷——母親有時也會說‘和司機’——帶他們出去玩？”父親則回答道：“行了，你帶他們出去吧，我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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