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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爾先生，”費利敦小心翼翼地說。“今晚我們一家人來這裏坐坐，我們壓根不想說電影的事情。”
“但我想說……芙頌女士，您爲什麼要害怕？您快告訴他們，您想演電影。”
芙頌逃避了他的目光。她在鎮定地抽着煙。我站了起來。費利敦也同時站了起來。我們和那人走到了桌子中間。其他桌上的人都把頭扭向了我們。我們一定是擺出了土耳其男人打架前擺出的、讓人想起公雞打架的動作以及流氓的架勢，因爲不想錯過打架場面的好奇觀衆、想找樂的醉鬼們在向我們靠攏。塔希爾的朋友也起身走了過來。
一個熟知酒館鬥毆的老年、有經驗的招待立刻走過來說：“好了，先生們，別聚在一起，快散開吧。大家都喝了酒，發生一點摩擦是正常的。凱末爾先生，我們在你們的桌上放了一盤煎牡蠣，還有一盤鯖魚。”
我要對幾百年後來參觀我們博物館的未來的幸福人們說，那時土耳其男人會用一個微不足道的藉口，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大打出手，比如茶館，在醫院排隊時，交通堵塞時，足球賽上。懼怕打架而退縮被認爲是最大的恥辱。希望他們別誤解我們。
塔希爾的朋友從後面走過來，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擺出一副“你是紳士”的樣子把他拽走了。費利敦也抓住我的肩膀，用“一點也不值得！”的表情讓我坐了下來。因爲他這麼做了，我要感激他。
夜色中，當一艘輪船的探照燈在隨着東北風起伏的波浪上晃動時，芙頌仍然在抽菸，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她也一點也不逃避我的目光。當她用一種幾乎是驕傲、挑戰的眼神看着我時，瞬間我感到，最近兩年他們經歷的事情、他們對生活的期待，遠比這個喝醉的演員製造的那個小麻煩要大得多，也危險得多。
後來，塔勒克先生，用一種非常凝重的神情，搖晃着手上的拉克酒杯和腦袋，和着從珍寶夜總會傳來的歌聲，唱起了塞拉哈廷·皮納爾的《我從哪愛上了那個殘忍的女人》，我們知道分享歌曲的憂傷會很好，於是也跟着一起唱了起來。過了很久，半夜，在回家的路上，當我們在車上一起唱歌時，我們彷彿完全忘記了前面發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