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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同時也是我國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不僅具有極爲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着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精神。自唐以來,他的詩即被公認爲“詩史”。
杜甫生於公元七一二年,死於公元七七〇年,他所處的時代,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杜甫經歷了安史亂前的所謂開元盛世,也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全部過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時代、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後二十年間那“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的。他和人民共度亂離的生活。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繪出那個苦難時代的生活圖畫。而詩,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貴族,但也並非勞動人民出身。他出生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歷史條件,也就規定了杜甫要成爲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正是這樣表明着的。
杜甫的一生,約可分爲四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遊歷時期。
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由於刻苦學習,使他能夠從“讀書破萬卷”以至“羣書萬卷常闇誦”,爲他的創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識基礎。
從二十歲起,他開始了爲時十年以上的漫遊。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
在遊齊、趙期間,他結交了李白和高適,除打獵取樂外,他們也經常賦詩或論文。對這段遊歷,詩人晚年還很嚮往:“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快意誠然是快意,卻沒有給他的創作帶來光彩。在現存不到三十首的詩中,還沒有代表性的佳作。這只是他的創作的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大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詩人已喪失了他的“裘馬”了。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畢竟還是選擇了另一條艱苦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漸走向人民,深人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