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杜甫——代前言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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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軍中與爲宮時期。這是安史大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陷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詩人沒有喪失氣節，消極地等待長安的恢復，而是採取了積極的行動：隻身逃出長安。在爲官期間，由於和肅宗政見不合，他仍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行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原是由統治階級內部爆發的一次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叛亂。由於大野心家安祿山實行民族歧視，到處燒殺淫掠，這就使得唐王朝進行的平亂戰爭具有維護統一、制止分裂的正義性，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歷史表明：當時不僅大河南北的人民紛起抗擊，白面書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劉長卿《吳中聞潼關失守》）詩人暢當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婦女也自動參軍，《舊唐書：肅宗紀》；“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玉二孃，相與敵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回紇等少數民族也出兵“助順”。這說明平定安史叛亂是符合人民願望的。杜甫對待這次戰爭的態度也是積極的。他哀悼那爲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宮由華州經秦州、同谷，喫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的棄官，並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實際上他從此卻真是走向人民了。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幾個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的，所以說“晚憩必村墟”、“田父實爲鄰”。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並有着深厚的友誼，這從“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劚”一類詩句也就可以看出。愈愛人民也就愈憎厭官僚，所以他曾公開的說：“不愛人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鄰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難和挨餓受凍。前人說杜甫是個“菜肚老人”（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實際上他往往是連菜也沒得喫，而且也並不始於老年。在他逝世不久以前，還因爲逃難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總是向人民看齊，覺得自己比人民還是好得多。但是，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人民和政治的。比如漂泊夔州時，關於朝廷的消息，他就是問之於地方官的，所謂“朝廷問府主”；有時也問之於過往的使者，所謂“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他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他說：“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又說：“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正是詩人忠實的自白。《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〇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途中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卻要作人民的代言人，待人的身後蕭條，自不在話下。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一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僵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過程。前人說：學杜詩“須是範希丈（范仲淹）專志於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清·吳喬《圍爐詩話》卷四）不是沒有道理的。

杜甫的思想，淵源於儒家，但由於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對儒家學說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是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言律詩都可作“奏疏”。

看，其實何止五律？儒家也談“節用愛民”，“民爲貴”，但一面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相反，他熱愛勞動人民，也歡喜勞動，並甘心爲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思想，他是反對和親的，但並非無條件的反對。他說，“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並責備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由。於時代、階級的限制，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愛國愛民密切結合的，所以蘇軾可以說杜甫“一飯未嘗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說“少陵有句皆憂國”。對此，我們必須作具體分析，把精華與糟粕區別開來。

二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這從以下各方面都可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