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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鈞既判，兩儀遂分。大地之上，列爲五洲；每洲之中，萬國並立。五洲之說，古時雖未曾發明，然國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國度，就有競爭。優勝劣敗，取亂侮亡，自不必說。但是各國之人，苟能各認定其祖國，生爲某國之人，即死爲某國之鬼，任憑敵人如何強暴，如何籠絡，我總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則雖敵人十二分強盛，總不能滅我之國。他若是一定要滅我之國，除非先將我國內之人，殺淨殺絕，一個不留，他方纔能夠得我的一片絕無人煙的土地。
看官，莫笑我這一片是呆話，以爲從來中外古今歷史，總沒有全國人死盡方纔亡國的。不知不是這樣講，只要全國人都有志氣，存了個必要如此，方肯亡國的心，他那國就不會亡了。縱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將來歷史上敘起這些話來，還有多少光榮呢！看官，我並不是在這裏說呆話，也不是要說激烈話。我是惱着我們中國人，沒有血性的太多，往往把自己祖國的江山，甘心雙手去奉與敵人。還要帶了敵人去殺戮自己同國的人，非但絕無一點惻隱羞惡之心，而且還自以爲榮耀。這種人的心肝，我實在不懂他是用什麼材料造成的。所以我要將這些人的事蹟，記些出來，也是借古鑑今的意思。看官們不嫌煩瑣，容我一一敘來。
卻說宋朝自從高宗南渡以來，偷安一隅。忘卻徽、欽北狩之辱，還覥然面目，自信中興。誅戮忠良，信任秦檜，所以南宋終於滅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後，六傳而至度宗，其時遼也亡了，金也滅了，夏也絕了，只剩了蒙古一國，氣焰方張，吞金滅夏，屢寇中華，既佔盡了北方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江、淮一帶，絕無寧日。
原來蒙古的酋長，姓奇渥溫。自從未寧宗開禧二年，他的什麼“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名叫“鐵木真”的，稱了帝號。看官，須知蒙古本是遊牧之國，鐵木真雖是稱了帝號，那時他還不知道這個“帝”字是怎麼樣寫法，所以他雖建了許多什麼九旗呀、八旗的。在那鄂諾河地方，即皇帝位。羣臣卻還是叫他“成吉思”。這“成吉思”三個字，在蒙古話裏就是“皇帝”了。
他的稱帝，雖是看着中國的樣，卻連年號也不懂得建一個。後來慢慢的有那些全無心肝的中國人，投降過去，在他那邊做了官，食了俸，便以爲受恩深重了。拿着“盡忠報國”四個字。不在中國施展，卻施展到要吞滅中國的蒙古國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收了許多中國文明。到了第四傳，他的什麼“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才曉得建個年號。
這一年——宋度宗鹹淳七年，還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纔去了“蒙古”兩個字，改一個國號，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從主人”之義，捨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個“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祿大夫太保參與中書省事，姓劉，名秉忠，表字仲晦的。這一位寶貨，本來是大中華國瑞州人氏，卻自從先世，即投入西遼，做了西遼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卻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這位寶貨，才投降濛鴻鈞。
這一改他忽地生了一個“盡忠報國”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說什麼“陛下欲圖一統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禮樂制度，皆當取法於中國之堯、舜。中國自唐、虞以來，歷代都有朝代之號。今陛下神聖文武，所向無敵，將來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個朝號。據中國‘易經’、乾元之義：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號，當取一個‘元’字”云云。
忽必烈覽奏大喜，即刻降旨，定了這個“元”字，從此“蒙古”就叫做“元”了。
忽必烈（以後省稱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劉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顯他的才幹學問，巴不得一聲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禮樂、祭祀、輿服、儀衛、官制等條例。又定了許多“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銀青榮祿大夫”“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奉國上將軍”“昭勇大將軍”等名目，元主一一準從。
又降旨叫他起造宮殿。秉忠也樂得從事。於是大興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費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錢財，方纔一一造成。各處題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後來又改爲“大都”。宮殿落成之後，元主就喜滋滋的，叫欽象大夫，揀了黃道吉日，登殿受賀。到了這日，自是另有一番氣象。但是庭燎光中，御爐香裏，百官濟濟蹌蹌，好象是漢官威儀，卻還帶着好些腥羶騷臭牛奶酪酥的氣味；雕樑畫棟，螭陛龍坳，好象是唐官漢闕，卻還帶着許多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喫熟牛肉的神情。閒話少提。卻說元主登殿受賀之際，享盡了皇帝之福，覺得這個滋味很好，不由的越發動了他吞併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撫四川、嘉定一帶；一面差官去催襄陽一路，務須速速攻下，不許有違。又指撥了兩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帶地方。衆官奉旨，都是興興頭頭的分頭辦去。只有宋朝這位度宗皇帝，還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權奸。只看得一座吳山，一個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邊的軍務喫緊，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聞不問。宮裏面任用一個總管太監，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一個宰相，叫做賈似道。這賈似道，本來是理宗皇帝賈貴妃的兄弟。賈貴妃當時甚是得寵，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將他放了一個籍田令，後來慢慢的又做了兩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撫使，又放過一回蒙古議和大臣，回來就授了知樞密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說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國的中國人，反有那“盡忠報國”的心；倒是處在自己本國的中國人，非但沒有“盡忠報國”的心，反有了一種“賣國求榮”的心。真是叫人無可奈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