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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滅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覆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従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徵，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従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
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暝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従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従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餘青州書】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己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奪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人，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遐遠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摺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邪？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已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