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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張居正還在實際上給了東林黨出現和存在的土壤。東林黨之類的官商利益網，在張居正排斥異己遏制民間輿論的條件下很容易滋生，顧憲成、李三才都是張居正時期得到官僚權力的。張居正的所謂改革，實際上對窮苦農民不利，對王朝也很可能弊大於利，但唯獨對東林黨所代表的那羣官商最爲有利，所以到了天啓初年，東林黨一掌權，就馬上給張居正平了反。
東林黨什麼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氣節盈胸，但高務實作爲紅朝我黨培養出來的年輕幹部，一貫是看不慣只講個人氣節而不講國家利益之輩的——你如果是個平頭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爲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爲國家高官，連這點覺悟都沒有，國家要你何用？相對應的，縱然紅朝也有貪污腐敗問題，但回過頭來看看，紅朝抗洪搶險的時候是不是有危險“羣衆先撤，黨員先上”？是不是“書記退撤書記，書記不退黨員都不準退”？至少高務實當年作爲縣高官的祕書，在危急時刻從來都是跟着書記頂在抗洪第一線，動不動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權利永遠應該對應着責任。
當然，張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務實還是要肯定一條：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國庫裏頭總算不至於要餓死老鼠了。
雖然高務實一直都覺得明朝的稅收體制問題很大而且很雜，但歸根結底，繼續找農民收稅肯定是個飲鴆止渴的蠢辦法，只有擴大稅源，尤其是商稅、關稅，甚至工業稅等，纔是正理。
張居正改革弄到最後依然只是在農稅上想辦法，並且實際上出現了強制收取貨幣農稅的情況，在高務實看來頂多只能算功過參半：固然有給明朝續命之功，但卻也是在不斷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層民心，並且在他之後明朝沿着這條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也就越發沒有回天之力了。
所以對比來看，高務實認爲高拱繼續執政並不會比張居正做得差，而如果自己將來有機會掌握大權，雖然收取商稅的困難可謂巨大無比，但他還是自信至少能做得比張居正要好。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勞駕您張先生挪挪屁股，一邊涼快去了。
剩下的就是馮保和李貴妃，高務實能想辦法拆散的只有這兩人。
馮保這邊，按說應該相對好辦。太監嘛，就算平時喜歡以文化裝點門面，但骨子裏愛財應該是跑不掉的，歷史上馮保也並沒有多麼滴水不進不是？因此，只要操作得當，拉攏他入夥還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