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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津似乎回憶了一下，才忽然笑道：“表少爺今日的表現和十年前老爺的表現簡直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若說有何不同，就是老爺當時已經是翰林……記得有一次老爺旬休，去櫻桃泉避暑，在路上曾與小人說道過這永定河的河防事，小人大體還記得。”
高務實喜道：“那敢情好，你且與我分說分說。”
於是張津便開始向高務實講述當初張四維所提及的永定河河防事。
據張四維查證，遼代以前，永定河上游植被保存尚好，河水泥沙量較少，儘管流量亦有季節性變化，但總體相對穩定。在酈道元筆下，永定河“長岸峻固”，甚至有“清泉河”的美稱。那時節的歷史文獻中亦少有水災的記載，永定河還能載舟行船，有航運之利。
金代以後，隨着北京城地位的提升與建設規模的擴大，永定河上游地區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中下游兩岸土地被連片開墾，導致水土流失逐漸加重，河水顏色發黑，“燕人謂黑爲盧”，因此被稱爲“盧溝河”。此後河流含沙量繼續加大、水患增多，到元明時就有了“渾河”、“小黃河”或“無定河”之稱。永定河衝出北京西南的石景山以後，進入坡降舒緩、土質疏鬆的平原區，河水“衝激震盪，遷徙弗常”，直接威脅着北京城的安全，其中石景山以下至盧溝橋之間的河段尤爲關鍵。在北京上升爲都城、周圍州縣成爲京畿重地的情況下，確保永定河的安瀾更是成爲京畿防務之要。
“堙障”與“疏導”或稱“堵”與“疏”，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歷史上自大禹以來既互爲對立又彼此相濟的兩大治水方略，而具體到對於永定河的治理，一直以來偏向於“堵”，也就是築堤。
永定河大規模築堤始於金朝。大定年間，盧溝河決於顯通寨在今石景山至盧溝橋之間，“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元代永定河的水災日益頻繁，在石景山至盧溝橋段築堤固岸的工程也不斷增多。從世祖至元年間到元末，諸如“修盧溝上流石徑景山河堤”、“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一類的記載屢見於《元史》。從這一時期開始，北京城對永定河已經由依賴轉爲防禦。
此後大明定鼎天下，尤其是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因永定河對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威脅並未減弱，渾河“下流在西山前者，氾濫害稼，畿封病之，地方急焉”，永定河氾濫已成爲首都地區的大害、地方官員的急務。有鑑於此，修堤的次數持續增加，堤防的長度從盧溝橋向下遊兩岸延伸，規模及檔次也大大提高。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今屬霸州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正統元年七月，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奏請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萬人”，修築盧溝橋以下狼窩口等處的河堤，這次所修的河堤，“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嘉靖四十一年，“命尚書雷禮修盧溝河岸”，“凡爲堤延袤一千二百丈，高一丈有奇，廣倍之，較昔修築堅固什伯倍矣”。這一切都可以反向證明，北京城的安全已進一步依賴於堤防對永定河水的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