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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一點之外，帥嘉謨還說：“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兩萬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八千五百零一匹；應天十三府，只要繳兩千九百零五匹。而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八千七百八十匹。當地民衆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那或許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卻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無風注：布政使司，類似於省級行政區都高，這根本不合理啊！”
說實在的，這裏帥嘉謨又玩了一個統計學上的小花招。因爲大明稅制，並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譬如說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止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實際上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上下，湖廣的絲絹稅總額也有約兩萬七千匹，都遠超歙縣。
但帥嘉謨不談總數，只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作比較，頓時就顯得歙縣境況格外悲慘。
這個手段的絕妙之處，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完全經得起查證，只是比較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非凡效果——事實上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但也不是說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正常人看了都會覺得慘絕人寰，簡直觸目驚心。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了一點他自己覺得足夠隱蔽的小小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話就這樣寫道：“天下之遺，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歟，懇乞均平。”
短短一句話，先後兩次出現“均平”一詞。顯然，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務實伯侄二人私下談論理財大計之時，高拱就提到說連張居正都有些操切起來，希望將一條鞭法推廣全國。高拱認爲，一條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區——也就是高務實熟悉的“經濟發達地區”——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貧困地區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則窮人必然還要遭到更多的剝削。[無風注：前文有述，不記得了的讀者諸君可以自行翻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