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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調製度,是脫胎於“均田制”的副產品,然而這個副產品本身太過於剛硬,以至於反而阻礙了均田制的再實施。自安史之亂後,租庸調製度已經走進歷史的牆角,不再被後世朝代啓用。與之配套的府兵制,也一同灰飛煙滅。
租庸調製度的好處就不說了,這是封建帝國的開國神器,穩固基本盤的王道。不過福禍相依的是,前期用租庸調製度有多爽,後期付出的代價就有多慘,以至於到安史之亂後,這項制度已經完全推行不下去,自我解體了。
租庸調對於當時唐朝政權的巨大害處,有以下幾條,幾乎每一條都無解。
第一,租庸調在實行的時候,分爲課戶與免課戶。免課戶就是皇親國戚,上流統治階級,高級官僚,這些人形成了關係網,可以說密佈在全國各地,免稅土地面積驚人!
本身就帶有土地兼併性質的世家與權貴,再套上刻意放縱土地兼併的租庸調製度,承平百年日積月累之下,免稅田就達到了數量駭人聽聞的地步。
有人說封建社會都這鳥樣,確實如此。但是,作爲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爲了維持統治,就必然要另闢蹊徑的搞錢,不然就是死。租庸調製度沒有提早被廢除,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劑。
租庸調製度這種“祖宗家法”,可以說是導致安史之亂髮生的深層次原因之一,起碼比安祿山的分量重了幾百倍,雖然這個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兇。
第二,租庸調除了本身有免課戶外,在設立初期,漏洞就極多。這項制度的弊病,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給掩蓋了,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時機。等中唐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候,已經無力迴天。
首先,租庸調提出的時間,是在初唐,當時地多人少,根本就不用擔心田不夠分。因此租庸調的標準,都是以五十畝田爲尺度來制定的。可問題是,到中唐時,普通自耕農平均連十畝地都沒有了,交租的標準,依然是如開國時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