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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子產將刑書鑄於鼎仍是遭到了貴族階層官員的反對。見多識廣聰明睿智的晉國太傅叔向，更是毫不留情的對子產公開批評。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子產無奈說道：“吾以救世也。”
無論是叔向對子產的不滿，還是孔子、蔡墨對趙鞅、中行寅的怨怒，他們都是代表保守派的貴族對新興地主階級發難。他們想要守住法律對民衆的威懾，維繫住“小國寡民”的人情社會的基礎——整齊統一的禮法和約定俗成的社會規範。
無奈，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此時的社會形態，跟周王朝初期已是相去甚遠。
諸侯國由起初的一百四十餘個減少到十來個，各國領土面積人口都大幅增長。周王室東遷後，一年不如一年，社會動盪，各種思想活躍，宗法體系崩潰，社會面臨轉型。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鐵器的廣泛使用，人口遷徙相對頻繁，成文法的問世以及廣而告之纔是時代的潮流。
儘管保守派有許多顧慮擔憂，這些考量都不失爲有識之見。可是，社會還是要向前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繼子產鑄鼎之後二十三年，晉國也將刑書鑄於鼎上，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然，智者就是智者，孔子、蔡墨對當事人趙鞅、中行寅的命運際遇的預測相當精準，這一點日後會得到印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