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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休養生息”也不是某任皇帝突然大發慈悲,不想割百姓的韭菜,而是不得不如此。要麼是開國皇帝,江山初據,百業凋敝,百姓流離失所,府庫空虛,人心渙散,爲了收拾人心,只能惺惺作態,帶頭勤儉。要麼就是家財被消耗,已無財可敗,再不節儉就沒有活路了。
比如漢宣帝之所以成爲一代賢君,其在位期間被稱爲“孝宣中興”,不正是因爲大漢國庫已被窮兵黷武的漢武帝敗得所剩無幾,國家奄奄一息?難道他不想四處征伐做個耀武揚威的皇帝,喫喝玩樂不顧百姓死活?
“文景之治”的孝文帝的夫人穿的衣服都不敢曳地招搖,節省這點布料不就是爲了昭告天下人,皇帝務實勤勉,一心爲民,藉此籠絡人心?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漢王朝初建本就積累不多,平定呂氏之亂匆忙接手的孝文帝亟需平復人心,增強自己薄弱的統治基礎,這纔不得不謙卑節儉。
若是太平盛世,古今中外的統治者,哪個不變着法子的收割百姓?國庫與私人錢袋的此消彼長由來已久,有幾個統治者想過“雙贏”?大都是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鼠目寸光者。
所以,季孫肥的立場是由他的地位決定的,無可厚非。
當然,大聖人反對苛政重稅,他站的是平民百姓的立場,更加值得欽佩嘉許。只是,僅憑他一人面對強勢的政要,企圖對抗社會潮流,無異於蚍蜉撼樹,螳臂當車。
從“井田制”到“初稅畝”、“作丘田”、“用田賦”,表面上看是針對平民百姓日益沉重的稅賦,本質上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進一步適應。稅收變得越來越簡化,降低了政府徵收的成本,貴族們囤積私產的財稅漏洞不復,中央政權得到加強,爲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打下堅實的基礎。
原來的徵收形式多樣,名目繁多,稍微動一動就會引起各方關注。如今化繁爲簡,統一爲徵糧,只要把稅率上調幾個點,政府的收入就變得非常可觀。
毫無疑問,方便的同時,最大的受益者還是統治階級。
因爲方便易操作,剝削壓榨變得明目張膽,肆無忌憚。面對這樣的誘惑,統治階級的貪婪暴露無遺。相應的,平民階層的反對聲被淹沒,幾無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