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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既然景帝的開局是如此謹慎，爲什麼到了景帝二年，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劉啓尚且沒有真正準備好削藩的時候，他和晁錯卻偏要“請諸侯之罪”，
“更令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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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給出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這樣堪稱暴躁的論斷呢？
——很簡單，吳王劉濞多年來賄賂朝臣以遮掩自己國內謀反行徑的大事，突然地，讓雙方都措手不及地暴露了。
晁錯就任御史大夫之後，利用自己的職權開始調查吳相袁盎受賄一事。本意其實一是爲了解決舊怨，二是爲了打壓外戚儒吏勢力。結果萬萬沒想到，這一查，查出了吳王打算造反，賄賂朝中大臣替他遮掩這樣的驚天陰謀。
於是劉啓和晁錯兩人不得不立即停止朝政改革，轉而將全部重心挪向削藩。
明代的張燧曾批判景帝君臣的貿然削藩：覺得“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認爲劉濞都已經老了，再緩幾年說不定他人都死了，何必那麼早削藩，逼得吳王造反呢？
額……對此我只能說，真不愧是明朝文人啊，他是懂得什麼叫做以今度古的，他這哪裏批判的是劉啓和晁錯啊，他這明明罵的是建文啊！
實際上，當袁盎受賄案一爆發出來，漢吳兩方必然都會受到強烈的刺激，吳國造不造反的主動權也就已經不在劉啓的手中，兩方的矛盾也確實已經達到了不管削不削藩，劉濞一定會造反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