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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被後世人這番揭短似的發言擠兌到，他很自在坦率地承認了自己在這件事上的猶豫：
“在這點上，我不如範公。”
君子坦蕩蕩，他當初沒有范仲淹同樣猶豫，卻敢於接下皇帝重擔的勇氣。此刻被點明真相，自然也不應有什麼負面情緒。
范仲淹卻搖頭，沒接受對方的自謙：“稚圭和彥國其實都心有氣象開闊。吾賴年長而已。”
當時那種情況下，作爲資歷最深的那個人，不是范仲淹站出來又能是誰呢？
韓琦和富弼就算有所想法，礙於他的存在，若是不想讓范仲淹背上銳氣盡喪，或是自己揹負起不懂“規矩”不敬上官的名聲，自然得是先等他的態度。
有賴於同僚對他的尊重，他才僥倖成爲變法的領袖。所以他怎能愧對這份心意呢？
所以啊，如孟子所說：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另一方面，這樣的危機反而將宋朝自身的矛盾全部暴露，朝堂上突出的問題一覽無遺，不需要人們費盡心力從和平表現去扒拉改革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