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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薩的最後一年，讓我徹底改變了對前三年的看法——我不再喜歡這個城市，還有那些男同學、女同學、教授和考試，我不喜歡這裏寒冷的天氣，我對於那些在溫暖的夜晚，在洗禮堂下舉行的政治會議，以及電影俱樂部放的電影都失去了興趣。整個城市都變得死氣沉沉：提巴諾樓、阿爾諾河、五月二十六日大街、聖弗萊蒂阿諾大街、騎士廣場、聖勞倫佐街。街道還是那些街道，儘管街上的麪包師傅和我打招呼，儘管賣報紙的人和我談論天氣，但我依舊是個外人，我努力模仿的口音還是那麼陌生，石頭建築、樹木、雲彩、天空還有路標的顏色，一切都讓我覺得陌生。
雖然，在看了那些筆記之後，在把那個裝着筆記的盒子扔掉之前，我已經從那些文字裏走出來了，但我依然無法確認，我那些糟糕的情緒是不是因爲莉拉的那些筆記。我經過了初到這個城市所經受的衝擊，那就像要面對一場激烈的鬥爭，我經過了每場考試不安的心跳，還有每次都考滿分的喜悅，我糾正自己的聲音、動作還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參加了一個演戲比賽，看誰演得好。那張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經成了我的臉。
忽然間，我意識到了那種“差不多”的感覺。我做到了嗎？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擺脫了那不勒斯，擺脫了那個破敗的城區了嗎？我差不多擺脫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嗎？男女都有，他們都來自知識分子家庭，比加利亞尼老師和她的孩子們還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我獲得老師的欣賞了嗎？包括那些最嚴厲的老師？差不多。在這些“差不多”的背後，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覺到了恐懼。我的恐懼就像我第一天來到比薩時的感覺，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從容自在的人。
在比薩高等師範，這樣的人很多，他們不僅僅是拉丁語、希臘語或者歷史考試成績好的人。他們都很年輕，幾乎都是男生，他們就像著名教授，還有那些上過這所大學的名人一樣，出類拔萃，因爲他們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通過他們的家庭，或者他們明確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知道如何辦一份報紙或者雜誌，他們知道如何經營一家出版社，他們知道電視或者電臺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們知道怎麼拍電影，他們知道大學老師的等級，知道在城市、鄉村，在阿爾卑斯山那邊，在大海的那邊有什麼。他們認識那些重要人物，他們知道應該欣賞什麼人，應該鄙視什麼人，但我卻什麼都不知道，對我來說，任何一個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或者一本書上，他都宛若神明。假如有一個人帶着欣賞或是敵意的語氣對我說：那是提茲奧，那是卡伊奧的兒子，那是森布尼奧的兒子，我都沉默不語，或者假裝知道他在說什麼。我猜那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姓氏，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對那些名流一無所知。比如說，我準備得非常充分去考試，但假如教授忽然問我：“您知不知道，我是引用了哪些權威著作來講授這門課程的？”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他人都知道。因此我在他們中間，總是擔心說錯話，做錯事。
當弗朗科·馬裏愛上我時，我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情有所減輕。他對我進行再教育，我逐漸習慣了做他的附庸。弗朗科是一個很快樂的人，他對別人很關注，但他很不羈，也很大膽，自信，他覺得自己讀對了書，有着正確的立場，他總是用一種權威的語氣說話。而我，很少在公開場合說話，我只在私下裏表達自己的想法，我總是依仗弗朗科·馬裏的權威。我後來很厲害，或者說我變得很厲害。在弗朗科·馬裏的影響下，我甚至可以比他更放肆，有時候更有說服力。儘管我進步很大，但我還是擔心自己不夠出色，擔心自己說錯話，擔心別人發現了我的無知，擔心自己不知道衆所周知的事兒。當弗朗科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後，恐懼又一次佔了上風，而且我證實了一件我本來就心知肚明的事情：他的富裕、良好的教養，在學生中他作爲左派代表人物的聲望，他的社交廣泛，甚至他對校內外權威人物進行批判時的勇氣，讓他無論走到哪裏都自帶光環，我作爲他的女朋友或者說伴侶，這種光環自然而然也折射到了我身上，幾乎可以說，單是他愛我這件事，就公開證明了我的能力，但他被學校開除了之後，從那時候起，我的形象也開始褪色，同學們不再圍着我轉了：那些出身很好的同學週末不再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出行，或者參加聚會，甚至有人又開始嘲笑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弗朗科過去送給我的那些衣服也過時了，在我的身上變舊。我很快明白，弗朗科出現在我的生命中，掩蓋了我的真實處境，但並沒有改變它，我還是無法真正融入到這個環境中。我是那種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學習的人，那種成績很好的學生，受到同學的欣賞和認可，但我永遠都不可能達到一種真正的高水平。我一直都會很害怕：害怕說錯話，害怕語調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體，害怕表現得猥瑣，害怕自己沒有真正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