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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那段時間裏我的壓抑，還另有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晚上到過在騎士廣場上弗朗科的房間，我和他單獨去了巴黎，去了維西利亞，大家覺得我是一個輕浮的女生。我是接受了性解放思想，但我爲此付出的代價真是一言難盡。弗朗科是性解放的熱烈擁護者，我極力掩藏自己的傳統，想在他面前表現得很開放，對他沒有成見。我不能到處宣揚他像福音書一樣傳遞給我的思想——他說那些假正經的女人是最糟糕的，那些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姑娘，寧可把屁股奉獻出去，也不願意做該做的事情；我也不能跟他們說，我在那不勒斯有一個朋友，她在十六歲就已經結婚了，在十八歲有了一個情人，懷上情人的孩子，後來回到了丈夫身邊，誰知道她還會做出什麼事情。總之，我覺得我和弗朗科上牀，這和莉拉動盪的生活相比，簡直不算什麼事兒。我不得不忍受女生們含沙射影的話，還有那些男生讓人作嘔的調戲，以及他們停留在我豐滿的胸脯上的目光，我不得不義正詞嚴地推開那些站在我面前，公然說要取代我前男友的人，遭到我拒絕之後，那些男生會用非常粗俗的話攻擊我，我不得不忍氣吞聲。我咬着牙向前走，我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會結束！
一天下午，在聖弗萊蒂阿諾路上的一家咖啡館，我和兩個女生正要從咖啡館出去，一個曾被我拒絕的男生，當着很多學生的面，一臉嚴肅地對我喊：“那不勒斯！別忘了把我落在你房間的毛衣帶給我。”身後一片鬨笑聲，我出去了，沒有接茬。但是我很快發現有一個男生跟了上來，在上課時我已經注意到他了，他的樣子很怪，既不像尼諾那種陰鬱的年輕學者，也不像弗朗科那種開朗的男生。他戴着眼鏡，非常害羞，身體有些笨重，走路有些八字腳。他一直跟我走到了大學，最後終於叫了我：
“格雷科。”
無論他是誰，但他知道我的名字，出於禮貌，我停了下來。那個男生做了自我介紹：彼得羅·艾羅塔。然後他說了一些語無倫次的話，說他爲他的那些同伴感到臉紅，他沒能捍衛我，他痛恨他自己的膽怯。
“捍衛什麼？”我用帶着諷刺的語氣說，但同時也覺得很詫異，一個像他那樣的男生，彎腰駝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鏡，還有很搞笑的髮型，臉上的表情一本正經，一口的學生腔，他居然覺得自己應該像我們城區的那些小夥子，像法國聖殿騎士一樣捍衛我。
“捍衛你的聲譽。”
“我沒有好聲譽。”
他嘀咕了一句什麼，我覺得是夾雜着道歉的告別，他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他，上課時我開始坐在他旁邊，我們一起散步。他讓我很驚訝：他像我一樣已經開始準備寫論文了，和我一樣，他寫的也是古羅馬文學，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不說我的“論文”，而是我的“研究”，有一兩次他甚至不小心說那是他的“書”，他正在完成一本書，在畢業之後馬上就會出版的書。研究？書？他在說什麼？儘管他才二十二歲，但是他的語氣很莊重，他引經據典，表現得他好像在師範學院，或者別的什麼大學已經有了自己的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