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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過校區的公園。她依然穿着網球裙；她還沒來得及洗澡換衣服，頭髮用一根有彈性的頭帶束到腦後。她那張肉鼓鼓、紅撲撲的圓臉，少了劉海的修飾，看上去就像一張俄國農婦的臉，可是不用頭帶的話，頭髮會擋住眼睛。雖然還是四月，這天下午卻熱得出奇；室內網球場熱氣蒸騰，她覺得皮膚像被煮過一樣。
陽光和煦，老人們紛紛從各自過冬的地方出來：她最近還讀到過一個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他們虛弱無力地癱坐在長椅上，或是頭枕着四四方方的舊報紙躺在草坪上。在她經過的時候，他們那一張張滿是皺紋的菌菇似的臉龐慢慢地轉向她，追隨着她身體的動作，隨後，又漠然地移開了。
松鼠也外出覓食；三三兩兩地朝她飛奔過來，又驟然停住，雙眼滿懷期待地注視着她，張着嘴巴，下顎像老鼠一樣向後縮，露出泛黃的門牙。克里斯汀加快腳步，她沒什麼東西可給它們喫的。不該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餵食搞得它們神經兮兮的，還容易感染皮癬。
走到公園中間，她停下來把開襟毛衣脫掉。彎腰再去撿球拍的時候，她覺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剛剛露到外面的手臂。克里斯汀很少會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着球拍的手柄。不過，碰她的卻不是其中一個老人，而是一個深色頭髮的十二三歲的男孩。
“對不起，”他說，“我找經濟學院大樓。是那裏嗎？”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細看了看他。她搞錯了：他年紀並不小，只是個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點，不過話說回來，她的個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時候，母親這麼說。他還是她們家裏所謂“從其他文明來的人”：肯定是亞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國人。克里斯汀估計他肯定是個留學生，於是露出她標準的歡迎微笑。高中的時候，她是聯合國社團[1]的主席；那一年他們學校被選中在模擬聯合國大會上充當埃及代表團。這項任務應者寥寥——誰也不願意做阿拉伯人——不過她還是圓滿完成了任務。她針對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發表了一篇相當精彩的演說。
“沒錯，”她說，“就在那邊。平頂的那幢。看見了嗎？”
那個男人一直在緊張不安地對着克里斯汀微笑。他戴着透明塑料邊框眼鏡，他的眼睛透過鏡片朝着她鼓出來，彷彿被套在一隻金魚缸裏。他沒有順着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給她一小本綠色的便箋和一支圓珠筆。
“你畫地圖。”他說。
克里斯汀放下網球拍，一絲不苟地畫起來。“我們在這裏，”她一字一頓地說，“你這樣走。這裏就是經濟學院。”她用一條虛線和一個十字把走法標出來。男人湊近她，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地圖漸漸成型；他聞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還有一種說不出牌子的髮油。畫完示意圖，克里斯汀把紙筆遞迴給他，微笑着表示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