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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問鄭南音,那個時候,她爲什麼要策劃一場給小叔的生日晚會。她衝我淡然地一笑,她說:“我什麼都沒有策劃。”我說,那怎麼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說:“我只是給每個人講了你給我講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說的那句,‘她喫過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後她伸了個懶腰,注視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學們,比你們那個時候的人有同情心,僅此而已。”
她現在說話的腔調,還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讓我覺得陌生。在那個2006年,她高中畢業的夏天裏,她幾乎是一夜之間蛻變成了如今的模樣。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變得比以前討人喜歡,因爲她不再像個二百五一樣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斂了不少頤指氣使的小姐脾氣。就連三叔都說,南音如今說話的聲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電話的時候,非常得體,太像個大人了。然後三叔,三嬸,以及小叔這羣“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渾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讓曾經的南音回來。
小叔還是那麼不緊不慢的,他說:“人總是得長大的西決,南音也不可能永遠是那副小姑娘的樣子。你得接受。”
小叔現在更是什麼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會之後。
2006年的春天,越來越多的學生通過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鄭鴻老師手上。準確地說,不是作文,是跟考試要求無關的塗鴉。因爲一場斷送前程的戀情,鄭鴻老師的才華橫溢變成了具體的,活生生的,表情豐富的。這儘管是個很荒謬的邏輯,但是它就是在現實發生了。鄭鴻老師給每篇送來的習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評語——那已經不能算是評語了,有時候天馬行空地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給人家學生講我們家祖宗八代。於是我總是嘲笑他像個大媽級的電臺情感節目主持。作爲高三的老師本來是辛苦的,所以他經常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說:不累。
然後有一天,校刊主編,一個高二的小帥哥也找上門來了,誠懇地邀請鄭鴻老師出任校刊的“文學顧問”。鄭鴻老師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現在校刊扉頁上,出現在校廣播站的美女主播嘴裏,出現在校園裏的宣傳欄。鄭鴻老師走在從食堂到教學樓的林陰路上的時候,突然間多了很多各個年級的學生熱情地跟他打招呼。這些突然之間開始親近鄭鴻老師的學生裏,自然是什麼樣的都有:有在學校裏受慣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藝小青年,有自認爲自己成熟另類視好成績如糞土的小孩,當然也有沒有勇氣放棄自己十幾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學生,藉着對鄭鴻老師的熱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壓抑的水面,透一口氣。總而言之一句話,是那些暫時還沒有變得太現實,對生活還心存一點點浪漫的孩子們。他們一直孤獨,然後他們覺得,善待一個曾經因爲浪漫天真而備受冷落的老師,就是善待他們自己。恐怕他們誰也沒有料到吧,原來在這個看似麻木的校園中,隱藏了那麼多自認爲孤獨的人。於是鄭鴻老師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兒。殊不知在他們齊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獨者同盟結成的時候,被現實生活的規則狠狠懲罰的那個鄭鴻老師,就已經成了歷史。因爲他們的浪漫,也是現實生活堅固的一部分。
新的爭鬥圍繞着鄭鴻老師展開了。同是一羣十幾歲的少年人,有人要攻擊他,有人自然要維護他。很多的錯覺就是在這種似曾相識中產生。好像中間那十年,從來都沒有存在過。很多年長的老師面對鄭鴻老師受到的突如其來的禮遇,有些詫異,然後是輕蔑地感嘆世風日下。我跟小叔說:“不是你自己班上的學生,就不要答應幫他們改作文,這樣會得罪人的。”小叔淡淡地說:“我不怕。”
說得也是,想想看,我心裏也是一陣惻然。他沒什麼可失去的了,自然不怕。
他依然住在那個當初我們倆一手佈置出來的單間。曾經,他的鄰居是剛剛來工作的,單身的年輕老師。現在,曾經的年輕老師都結婚生子,搬進了學校建的漂亮的新公寓,新來的年輕老師嫌這個樓太破,也不方便,寧願自己在外面租房子。於是他的鄰居變成了學校小賣部的老闆娘,大門口的保安,以及收發室的大爺。他說,其實這些鄰居們比以往的那些老師更讓他舒服。我知道爲什麼。因爲這些鄰居們,進進出出,總是發自內心地,真誠地叫他一聲“鄭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