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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呢?怎麼樣啦?”李林熙饒有興趣,像讀一本參考書。
“後來啊,1987年4月,縣總工會向組織部要一名文案人員,組織部偏偏選中了我,我就被調到了縣總工會,任辦公室主任。縣總工會是一個科級單位,工會主席僅相當於科長,辦公室主任屬縣裏的股級幹部,在中國公務員的序列中,沒有這一級,還是一般幹部。有誰知道,這個辦公室主任的職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成了事實上的常任制,整整幹了十三個年頭。起初,我還一直懷揣夢想,尋機會到企業做會計工作,謀求專業對口,總覺得不應荒廢原來的學業。隨着時間的流逝,就不再抱幻想了。到工會的前幾年,經歷過兩任工會主席,他們有事業心、有責任感,工會活動在全縣開展的有聲有色,職工有了委屈有了困難,經常來找工會,他們也敢於爲職工說話,敢於出面找有關方面協調解決,使我對他們產生了敬佩之情,也感覺到工會工作的學問精深,導致我萌生了把這個工作一直做下去的想法,哈哈,重新燃起了理想的火焰,揚起了奮進的風帆。我一心想着把工會工作做好,爲提高自身理論素質,小平同志南巡的那一年,中國工運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勞動關係學院、首次招本科生,我通過參加高考,成了國內高校工會學專業本科1.0版的學生。重新走進學校大門,四年的學習生涯,是我的人生中很開心的時光,學習工會學、勞動關係學、勞動法等等,當時,有的老師居然是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呢……我對於自己的學習成績,自以爲屬於高材生之列,參加學院的理論研討會,發表過諸多的理論研究文章,畢業論文獲得全系唯一一個一等獎。學習好,當然期望高。渴望在畢業後能到更高一級的工會組織工作,可以發揮自己的長處,但是事與願違。”老蕭賣了一個關子。
“後來怎麼啦?”何芳也在旁邊聆聽。
“哈哈……反正有時間,我就說詳細一些。對於我而言,最不怕的就是考試,可那時,還沒有公務員考試,要想調入省總工會或市總工會,僅憑才學是不行的。省總領導說啦,人是很需要,但戶口就限制住了,於是給市總主席打了招呼,我又找到市總工會主席說明情況,擺出資料,介紹自己,並說明自己的意願,他從桌子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來,直言不諱地講,市某領導的女兒想要來,我還沒有同意呢。言外之意,我就不作解讀了。就這樣,經過四年的學習,我還是回到了原點,縣總工會,回到了原來的辦公桌旁,繼續擔任辦公室主任。回來後,承蒙縣領導慧眼識才,除了辦公室主任之外,我又增任了一個新職務,縣總工會黨組成員。這是縣委常委會研究決定的,參加黨組,不享受任何經濟待遇。這也算是給我四年的大學學習一個安慰獎……辦公室主任的工作,除一些日常綜合事務外,主要還是文字工作,給領導們起草會議講話、工作報告,起草部署工會活動的文件,起草計劃總結,編髮簡報通訊,諸如此類。直到90年代中後期,大量職工下崗,經我建議,工會領導班子同意,我設計並主持了一個全縣下崗職工的調查,走訪了千餘名下崗職工,發放調查問卷,形成調查報告給縣政府,反映了下崗職工生活就業的一些問題,爭取到了縣政府若干對下崗職工創業就業的一些政策支持。自己覺得那是我工作中最有價值、最有實際意義和成果的一次工作經歷啦。我一心想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內,有所簡述,或者有所成就,工作兢兢業業,也獲得了大量的獎狀證書,那都是單位領導、同事對我工作的肯定。加之,從八十年代以來,自己一直作爲後備幹部的培養對象,每每參加縣委黨校、組織部舉辦的後備幹部培訓班,有時還真有前途一片光明之感。天不遂人願。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每遇單位的人事調整時,我們這個單位,就像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從未有過一名副主席,是從本單位提拔的,都是縣委直接任命主席副主席進來的。我在縣總工會工作的N多年來來,經歷過的工會主席有八任,副主席前後共十二個人,然而,在八任主席中,只有一任主席,是從副主席崗位上提拔的,其餘主席、副主席,都是從農村鄉鎮或縣直部門中調入的,這些主席副主席對工會工作,原本就不熟悉,有的甚至一無所知,長期從事農業和農村工作,被安排到工會組織中,來擔任領導職務,也實屬無奈。”老蕭說的,的確夠詳細了,李林熙不住地點頭。
“你曉得的,我們選拔科級幹部,一般都從四十歲以下的人員中進行。如果用坐車比喻各年齡段時間快慢的體驗,就是這樣子:從二十歲到三十歲,像是坐牛車,覺得時間過得慢;那麼從三十歲到四十歲,就是上了火車,很快;從四十歲到五十歲更像是乘坐高鐵。有一天忽然間意識到,我連後備幹部也不是了,直接進入四零五零人員的行列,一股萬念俱灰的感覺,蹭蹭蹭地突上心頭。”蕭志祥掏出一包芙蓉王,遞給李林熙一根,自己直接在菸屁股上點燃了,省得用打火機,麻煩。
的確,我們的公務員制度,是一種級別分明的等級制度。
可謂涇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