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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僅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點上,又創造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擁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個看似普通的發言,改變了他整個後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這個重大轉折的一年之後,我見到了他。
因此,我的這篇文章,接下來就要換一種寫法了。
四
我是十七歲那年見到巴金的。他的女兒李小林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帶着我和別的人,到他們家裏去。
那天巴金顯得高興而輕鬆,當時他已經五十九歲,第一次親自在家裏接待女兒進大學後的老師和同學。以前當然也會有小學、中學的老師和同學來訪,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號,一個舒適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樹掩映着,很安靜。大門朝西,門裏掛着一個不小的信箱,門上開了一個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幾年之後,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書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將通過這個信箱出現在海內外讀者面前。那天下午當然毫無這種預感,我只在離開時用手指彈了一下信箱,看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
巴金、肖珊夫婦客氣地送我們到大門口。他們的笑容,在夕陽的映照下讓人難忘。
我們走出一程,那門才悄悄關上。盛鍾健老師隨即對我說:“這麼和藹可親的人,該說話的時候還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會上的一個發言,直到今天還受到非難。”
“什麼發言?”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