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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留下的最溫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溫和的中國現代，這裏所說的“最溫和”，長期被看成是一種落後存在。
巴金在本質上不是革命者，儘管他年輕時曾着迷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革。從長遠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釗、陳獨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們那樣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隊列中衝鋒陷陣。他也會充滿熱情地關注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追隨他們，但他的思想本質，卻是人道主義。
巴金也不是魯迅。他不會對歷史和時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會用“匕首和投槍”進攻自己認爲的敵人。他不作驚世之斷，不吐警策之語，也不發荒原吶喊，永遠只會用不高的音調傾訴誠懇的內心。
巴金又不是胡適、林語堂、徐志摩、錢鍾書這樣的“西派作家”。他對世界文化潮流並不陌生，但從未領受過中國現代崇洋心理的仰望，從未沾染過絲毫哪怕是變了樣的“文化貴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種樸實的本土存在。
上述這幾方面與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優秀，可惜他們的作品都不容易通過閱讀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有效普及。當時真正流行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武俠小說、黑幕小說。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以爲，當時魯迅的作品應該已經很流行。其實不是，只要查一查發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極高的時代，比例很小的“能閱讀羣體”中的多數，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從什麼地方撿到幾本言情小說、武俠小說讀讀，已經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們所說的“深刻”與否，與那個時候的實際接受狀態關係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就顯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爭人道的思想啓蒙，通過家庭糾紛和命運掙扎，變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變成了一種能讓當時很多年輕人“夠得着”的正義，這就不容易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很多長壽的作家並沒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續到中年之後，他們的光亮僅僅集中在青年時代。尤其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之後，他們中有的人捲入到地位很高卻又徒有虛名的行政事務之中，有的人則因爲找不到自己與時代的對話方式而選擇了沉默。巴金在文學界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