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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包產到戶整體上是很不錯的政策，對調動此時八億農民之積極性甚至爲後來超日追美都起到了“奠基禮”的作用。但不可否認，我們看到了包產到戶的好處，而沒有注意到，包產到戶對集體經濟有一種天然的否決作用。
這種否決，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副作用還不明顯，因爲人人都可打工，都可辦廠經商，發財致富的門路比較多；但在經濟落後地區，在純粹的農村山區，在老少邊窮地區，這種“副作用”的惡果就出來了。
這也是到了安嶺夢境最後幾年，共和國經濟實力已經早就位居世界第二了，在某些地方還有“成片連片貧困區”，國家還要提出“精準扶貧”的根源所在。
因爲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這些地方的農牧民，哪怕就是包產到戶了，其發展生產的能力也非常有限，甚至，還不如在大集體時代。
畢竟，大集體時代只需要每天出工勞動即可，但現在一切都得靠自己，生產計劃、種植、經營、交易等，這些環節對於沒有文化或文化較低的農民來說，其實是勉爲其難了。
譬如，大集體時代由集體養牛養豬，如果豬牛瘟死，自己損失不大，因爲成本並不直接攤在個人或家庭。進入“包產到戶”時代，每家每戶養牛養豬了，看起來很美好，大多數也確實美好，但少數農民，卻經受不起死牛死豬的“損失”，如果幾年內來這麼幾次，哪怕已經有了點家底的人，也可能很快一敗而空。
在安嶺看來，爲什麼“三農”問題直到他夢境重生前都沒有搞好？
一是長期以來城鄉倒掛，國家以鄉村養城市的惡果，由全體農民來揹負承擔，具體來說就是從農村與農業拿走太多而給予的投入太少，農民的事情農民自己沒有發言權，更是做不了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