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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八十年代初一舉消滅了農村集體經濟,讓農村脆弱得無力去走訪一家貧困戶、五保戶,讓傷病農民沒錢救治甚至只有死在手術檯上。
別看後來國家對貧困戶、五保戶等幫扶較多,那其實是在國家有了“餘錢”之後不得不那樣的舉措,那錢,並不是來源於集體,而是來源於國庫。
這也是華國另一種意識的根源,那就是幾乎大多數人都覺得國家的政策不錯,但具體到生產隊、鄉鎮、單位、街道這種基層,人們又十分反感甚至憤恨的原因。不是基層不做有些事,實在是上面在制定遊戲規則裏,就沒給基層扶危濟困的自主權。
現在,包產到戶剛剛搞了一年兩年,衝白河此前因爲祖桂良的保守,剛分下去一年。而且,因爲祖桂良的“保守”,也給安嶺留下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空間。
譬如還屬於各村組的集體土地,總量卻還有15%左右,而且均是優質土地。另外,集體山林、荒灘等,大部分都沒有分下去;這是祖桂良留給安嶺的“財富”。
安嶺學的是經濟學,而且主要偏向於宏觀經濟學,甚至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先不說其科學性如何,就以我們常說的“民富國強”四個字,這大體上應該是所有經濟學都應該研究並解決的問題,如果不能實現“民富國強”,那再好的說教也沒意思。
那麼,何謂“民富”?民富,既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收入、財產的相關狀態,更是指“藏富於民”。也就是說,國家不可能也不應該把本該屬於民間的財富收歸爲所謂國家。
藏富於民,既指藏富於民衆家庭,同樣指藏富於民間組織、基層經濟組織;爲了撬動經濟槓桿,基層政權組織也應該掌握部分經濟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