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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它針對的是幫扶對象的“定性”，而缺少“定量”方面的分析。譬如一個幫扶小組六七個人卻某處村子裏耗時一天，實際上可能有兩人去幫忙即可，也即用不着“興師動衆”。
通盤考慮“幫收隊”的建設，隊員的臨時性，隊伍的臨時性都沒有問題，但任務卻具有固定性、長期性等特點。
因此，這個事兒的最好操作方式是由各村成立“幫扶小組”，不但幫收還幫種，並由村長擔任幫收小組的組長，幫扶小組的人，村上尋找部分“義工”，不足部分由鄉上幹部職工補足，搶種搶收時優先完成幫扶對象的生產任務；農民幫扶隊員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的伙食補助（拿工資收入者自己解決）；在鄉政府層面，可以由鄉團委協調各村，主要發動年輕人自願參與。
之所以有了這些新的思路，也是安嶺在插秧現場想到的。農村的幫扶對象，最困難的是關鍵時刻的困難，這個關鍵時刻，就是“農忙”。有時，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錯過了最好的播種或收割時候。出面請別人吧，別人家也有要搶種搶收，等到別人忙完了再出面幫忙，又可能錯過了最佳時間。而且，請人幫忙，此時不說給工資，一頓酒肉是少不了的，這對幫扶對象來講，又是一大負擔。
這事兒，下到村子一級，由各村統籌效果可能最好。一來村長本身是農業專家，肯定比鄉政府的年輕幹部強，而且隨着時代的發展，鄉政府層面的幹部摸過農活的人會愈來愈少。
二來村上可以針對幫扶對象，制定一個幫扶計劃，張家有田幾畝，幾日開鐮，需幫工幾人，這個計劃，只能村上作出，因爲需要與幫扶對象進行幫扶計劃對接，村長出面做這事，比鄉上直接出面要好得多。
三是各村可以略多準備一些農具，譬如最常用的鐮刀、鋤頭，幹部準備這些東西，平時不用會生鏽，唯獨村上作一個備份，平時村上有啥事還可物盡其用，真到了幫扶時刻，鄉上幹部輕手輕腳就可出場，最多帶點錢糧，不像現在這樣，搞成像個野炊隊，鍋碗瓢盆都要帶着。
四是這種幫扶隊，此後可以上升到“半義工”組織，成爲農村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後一道防線，政府財政寬裕後，可以通過補助的方式，讓幫扶隊健康而長期地發展，成爲最具華夏特色的一種基層民間互助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