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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後來法院審判體制愈趨合理，但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審理上，依然看得見行政干預的影子。
此時的法院審判，還處於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
庭審的事，安嶺沒有參加。實際上，安嶺甚至比大山岩區醫院都提前知道了這次審理的結果，這是武平在電話裏說的。
上面的意思是，犯事醫生確實很嚴重，開除公職，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醫院方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但不是起訴書上的15萬元，而是8000元。
好吧，安嶺對這個數額沒意見，重要的是認錯、賠償，這纔是進步。至於甫阿媽的家屬，拿到8000元與拿到2萬元，差別並不大。
甫阿媽的親屬在案審後不大自信地跑到安嶺正在插秧的田壩裏，詢問法院會如何判決。安嶺怎麼說呢，安嶺只得告訴對方“要相信法院，相信政府”。
……
幫軍烈屬、五保戶、勞動力困難戶插秧，也是‘幫扶隊’的一種自覺活動。因爲《華夏日報》對“幫收隊”的肯定，導致衝白河鄉的年輕幹部職工，對於這種“義務勞動”的興趣大增。又恰逢芒種期間，大家正好下田勞作。
或許，因爲《華夏日報》的報道，各地可能正在研究“幫扶隊”這一操作模式，但安嶺卻發現了這一模式的不足，那就是它的效率性。客觀地說，這種方式的勞動效率還是比較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