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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部領導安排我帶着這幾個人，去市司法局的公證處。但公證處的人說辦手續要有憑證！公證10萬元標的，起碼要有10萬元經銀行保全的現金存摺，或能夠出售的3倍以上的房產證件。總之要有現金或實物擔保才能公證，空對空不能公證。這幾個人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話，但就是拿不出可供公證的的物件。照理說宣傳部應該收手不幹這件事，但這幾個又說他們是借錢宣傳地方！責任由影視廠承擔，連本帶息都要歸還，風險完全在影視廠方面！這樣宣傳部領導心動了。雙方簽訂借款拍片協議，由影視廠的製作部，和湔江堰市委宣傳部蓋章。
現在宣傳部開始籌集拍片資金：一是找城建委借款2萬元，二是找文物局墊資3萬。三是找宣傳部自己的下屬部門，以及市內的友鄰單位；各自2千至3千元湊了5萬元，上述合計總共10萬元！影視廠方面從成都帶來一幫男女人等，駐足在城區的一家招待所，進行電視片的拍攝活動。王、陳兩位導演用各種藉口，很快將宣傳部籌的10萬元全部划走！他們那幫子人在招待所的喫住，還得由宣傳部另外找錢結算。約一個月片子的拍攝工作結束，期間王、陳兩位三天兩頭大宴賓客。費用賬單明明掛在宣傳部頭上，但他們卻說是影視廠支付。後來我去結算的時候，這筆錢又是4千多元！由縣委辦公室暫時墊支，後由宣傳部領導找錢償還。須知這時候我們市委宣傳部，全年辦公經費只3千元。
作爲祕書我去看過他們的拍片活動，感覺上這些人也象央視劇組一樣認真。不一樣的是這支隊伍，爲喫飯要坐滿3張桌子的羣體。少數是影視廠的專業演員，多數是剛開辦不久，大學藝術系的男女學生們。他（她）們在一起更是朝氣蓬勃，歡聲笑語不斷。我曾經問過一個參與拍片的女大學生，每天掙得到10元錢麼？她笑而不答，四周客串的男女演員們也不多說話。
我爲什麼會提及，每天能否掙到10元錢呢？因爲有人這樣問過我。我們輔導站有成都大學教授來上課，因爲工作關係我有時要去那裏。當時的成都大學在火車北站附近，那裏這年正在拆遷修建荷花池市場，空地上有做水果生意的車輛和大小老闆們。這天我路過的時候，有從南方汽車運來的菠蘿批發和賣零。這東西之前還沒有見到過，因爲好奇我也去買兩隻，想帶回湔江堰自家。賣菠蘿的老闆應該是川人，年齡和我差不多大。腰際間拴着只有拉簧的腰包，他爲人粗獷說話口氣很大。
菠蘿老闆見我從成都大學校門出來，稱菠蘿重量的時候，隨便問我是不是老師？我回答說是。他自問自答說大學老師一天掙得了多少錢？掙得到10元錢麼？說着老闆打開腰包上的拉簧，裏面盡是50元卷的“青蛙皮”，和100元卷的“四偉人”，足足有2萬元錢以上。他還說自己跑一趟廣東，拉回一車菠蘿來去約一個月，隨便盡賺1至2元萬元人民幣。我這時的工資才80多元一個月，自1981年起有年終獎80元的獎金，全年收入也就1000多元錢。我只好說現在政策好，你就抓緊時機儘可能賺錢吧！
這時候社會上已經出現這樣的話語：“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握手術刀不如拿殺豬刀”；“大學教授收入不如中小學老師”，“擺個攤攤當個縣官”等等。應該說這是改革開放後，黨和國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產生的暫時現象。羣衆中煥發出沖天的幹勁，去市場拼搏合法地賺取利益。另一方面政策尚未配套，分配方面不斷產生的問題，這也不是一次能夠解決好的。當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的完全合理。
但是教師特別是大學老師，也受到人們發處內心的尊重。憑藉省幹函院的工作證，在這成都大學附近，我曾經脫過一次險。這年冬天下午時間已經較晚，天上又剛落過雨附近少有行人。我出成都大學校門，步行一段路準備乘公交車，到西門汽車站再乘車回湔江堰。突然一個農村人打扮的小姑娘，手上提着小竹筐內裝鮮紅的橘子問我要不要？我家裏女兒特別喜歡這玩意兒，問價錢也不貴比水果店便宜，同時小筐橘子攜帶也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