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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過去了20分鐘，楊志清才敲敲教鞭，大家靜了下來。他接着再講道：文學作品功能在於，解讀真理、教化大衆、以天下爲己任，融文史哲於一體。中國曆代學者積累了不少民俗資料，提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見解。據不完全考證，我國民間傳說集錦《山海經》約成書於先秦至西漢時期，記載了豐富的神話、宗教、民族、民間、醫藥等古民俗珍貴資料。東漢時期民俗發展迅猛，產生了專門討論風俗的著作，一直傳承魏晉南北朝時期，專門記述地方風俗的著作大量湧現。
我們列舉幾例，以此加深大家的印象，如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晉代周處的《風土記》，梁代宗懍的《荊楚歲時記》等。隋唐以後，文化發展迅速，雕版印刷的出現，文字記載更豐富，全部或部分記錄風俗習慣及民間文藝的書籍較多。這些不過是現象，沒有人命名，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民俗學產生於19世紀初的歐洲。
1846年，英國人類學家威廉﹒湯姆斯在寫給《雅典娜神廟》雜誌的信中，提出用folklore一詞來概括此一新興的學科。從此以後，民俗學風靡歐洲。隨後傳入我國，形成學說在新文化運動之後。
1920年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1922年創辦《歌謠》週刊，在我國首次揭示研究歌謠的目的是文藝的與民俗學的。1928年初，中山大學正式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俗學會”，出版民俗學期刊和叢書，並舉辦民俗學傳習班，影響頗大。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繼承並發展了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這方面的學術工作。從20年代到40年代末，產生了一些優秀的學者和著作，如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紹原的《發須爪》，黃現璠的《吸菸風俗傳播考》、《我國坐俗古今之變》以及黃石、聞一多等關於神話、傳說的研究論文。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西北民主政權，由於世紀偉人提倡文藝創作的大衆化而貼近老百姓，並指出民間固有文化的優點和對它學習的重要，因而在西北並擴及到各抗日根據地形成了蒐集和運用民間文學藝術的熱潮，給“五四”以來民俗文化的活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學起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北京成立了“民間文藝研究會”1950，進行採集、研究和組織隊伍等工作，出版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等刊物和許多歌謠集、故事集。50年代後期，配合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對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語言、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等進行了比較廣泛的調查，積累了大量資料。著名的《劉三姐》、《阿詩瑪》、《五朵金花》、《小二黑結婚》等就是典範。
1983年5月，中國民俗學會在北京成立,一些地方也相繼建立起民俗學團體，從此，民間文學藝術蒸蒸日上。民俗學活動得到了新的、比較全面的發展，一大批有志於民間文化研究的人員，深入基層挖掘整理，民間文藝的收集、研究工作進一步展開。有些地區的博物館建立了民俗學部或開辦了民俗學資料展覽會。爲什麼要講這些歷史起源，因爲我在問卷調查中發現，我們的業餘作者，甚至是出了不少作品的作者也分不清民俗與小說、故事、喜劇的去別，不少人不知道什麼是生活，什麼是創作的作品，更不懂世界和中國民俗史。
改革開放，我國的思想解放前所未有，文化領域一股春風吹佛，形成了百廢俱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的局面。民俗學事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黨和政府非常重視民族文化，民間文學創作進入高峰，出現了不少傑出的民俗學者。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的，在外表繁榮的面前，也存在不少問題。諸如，各地多以旅遊形式重視內冷外熱的民俗文化。服飾、建築、生活習俗、節日慶典、文體遊戲等承載着獨特的民俗。
一些被挖掘與包裝的民間藝術表演非常盛行，逐漸脫離其存在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演變成爲了一種戲劇化、儀式化、觀賞性的文化商品，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力，數不勝數的民俗文化正隨着不可抗拒的現代化而黯然遠去。令人遺憾的是傳統節日在逐漸冷化，缺乏研究和文字記載，傳統節日所承擔的傳統功能大大弱化，逐漸失去了其深厚的傳統歷史文化內涵。民俗文化逐漸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