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姐姐的叢林 (第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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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姐姐照了很久的鏡子，然後輕輕地嘆一口氣，擰亮檯燈，攤開她厚厚的練習題。我蜷在棉被裏，看着燈光映亮姐姐的側影。長髮垂在沒有起伏的胸前，還有蒼白的手背。姐姐很辛苦，她的燈每天都會亮到凌晨。但她永遠只是第二名，她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贏不了那個把大部分時間都交給籃球的男孩。看着姐姐，我想起絹姨。絹姨是個大學生，在中國最棒的外語學院學法語，不過她因爲自殺未遂讓學校勸退——自殺是因爲那個不肯和自己的妻子離婚的老師。媽媽從不把我們當成小孩子，所以我知道了這個故事。我不明白爲什麼有的人就可以活得這麼奢侈——同時擁有讓人目眩的美麗、一種那麼好聽的語言、過癮的戀情淒涼的結局之後還有大把的青春——連痛苦都扎着蝴蝶結。太妙了。可是我的姐姐，那本《代數題解》已經被她啃了一個月，依然那麼厚。

“安琪，你還沒睡着？”姐姐回過頭，衝着我笑了。燈光昏暗地映亮了她的一半臉，她的笑容因此奇怪而脆弱。那個時候的姐姐幾乎是美麗的。可是除了我，沒有誰見過她這種難得的溫柔。她的脾氣壞得嚇人，我們倆這間小屋裏的每一樣東西都曾因爲她毫無道理的憤怒遭過殃。但是，往往是在深夜，她會從檯燈下抬起頭，看一看被子裏的我，笑笑。要是那些在背後嘲笑她的男孩子們見過她此時的表情，說不定他們中的某一個會突然想愛她。

姐姐迷戀絹姨。絹姨的美麗，絹姨溫柔寧靜的語調和有點放蕩的大笑都讓她驚訝和讚歎。她喜歡跟絹姨聊天，喜歡看絹姨在暗房裏衝照片——那個時候絹姨成了一家藝術雜誌的攝影記者——喜歡聽絹姨講那些爲了拍照而天南海北遊蕩的故事。絹姨就像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理想，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北方城市裏綻放着。我也喜歡絹姨，很喜歡。只不過我討厭她說“安琪長大了一定是個漂亮姑娘。”因爲我知道她心裏清楚我永遠不會像她一樣漂亮。我們三個人成天縮在絹姨的小屋，那裏有滿牆的照片和厚厚的攝影集，我一張張地撫摸那些銅版紙，還有紙上的風景和凝固在紙上的人們的表情。絹姨打開一頁，說：“這張照片叫《紐約》。我最喜歡這個克萊因的東西了。”

我清楚地記得那種震撼，儘管我才九歲。那個叫克萊因的外國人，他把那座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拍成了一個寂靜而遼闊的墳場。絹姨美麗地嘆着氣：“你們看，多性感。”姐姐惶恐地抬起頭，還以爲自己聽錯了絹姨的用詞。這時候我們都聽見廚房裏媽媽的聲音：“三個小朋友，喫飯了——”

那天晚上睡覺時，姐姐問：“安琪，你想變成絹姨那樣的女人嗎？”我不情願地點頭，姐姐說，“我也想。”我不知道姐姐臉上算是什麼表情。後來她就開始像做代數題一樣認真地畫畫了——從三年前開始我們倆每週都去一個老師的畫室裏學畫，這是爸爸的意思，但姐姐從來都沒有這麼投入過，那些石膏像就像情人一樣點亮了她的眼睛——她開始努力，就像她努力地要考第一名那樣努力地變成絹姨那樣的女人，姐姐從小就是一個相信“愚公移山”這類故事的孩子。當老師接過我們的作業時總會說：“安琪，你應該像北琪一樣努力。”可是我看得出來：老師看姐姐的畫時，是在看一張作業；看我的畫時，眼睛會突然清澈一下。不過我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姐姐。媽媽告訴過我們人不可以欺騙人，但媽媽也說過，有時候隱瞞不算欺騙。

媽媽是個醫生，也是個冰雪聰明的女人。雖然她永遠也記不住黃瓜多少錢一斤，記不住我和姐姐的生日到底誰的是八月十號，誰的是十月八號；但是她永遠微笑着出現在全家人面前，用她看上去敏感而蒼白的手指不動聲色地撫摸着空氣中的裂痕，說話的語氣永遠溫柔安靜，讓人以爲一切都理所當然。我相信能做媽媽的病人，也是種幸運。我常常在飯桌上看着媽媽和絹姨，覺得她倆很像，可是媽媽不像絹姨那樣令人眩惑。

絹姨是媽媽的另一個孩子，揹着沉重的相機回家時連手也不洗就貪婪地衝到媽媽正在擺的紅紅綠綠的餐桌旁。爸爸於是就笑：“你還不如安琪。”她也笑：“我累了嘛。都跑了一天了。”她頭髮散亂着，笑容好看得要命。她永遠需要新奇的風景，也許這就是她的照片永遠不能像那幅《紐約》一樣打動人的原因。可是她給人留下的那種“追尋”的印象，就像一羣突然飛過藍天的鴿子，生動而美好地撞擊人的視覺。也許正是因爲這個，她的大學老師纔會像擁抱一個假期那樣擁抱她吧。可惜那個男人並沒陶醉到忘乎所以，他還清楚“假期”在生活中應有的比例。

我似乎說過，絹姨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理想，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北方城市裏綻放着。又一個冬天來臨的時候絹姨的個人攝影展也要開幕了。在我們全家的記憶中，那種幸福的忙碌再也沒重演過。全家人幫她選照片，給照片起名字，媽媽的同事甚至病人和爸爸帶的研究生也被髮動了起來。最興奮的人，當然是姐姐。深夜裏我看着她在臺燈下，常常對着絹姨的新作發呆。黑白的、彩色的，在午夜的燈光下凝固着。其實最動人的，不是它們，是十六歲的姐姐的眼睛。姐姐考上了一所最棒的高中，她依然辛苦地讓檯燈亮到午夜或者凌晨，可是這檯燈證明的早已不再是當初爲了拿到第一名而拼搏的榮耀，姐姐已經變成一個爲了勉強維持中等水平而努力的學生。他們說高中很難念，也許是的。經常是在凌晨兩點，我迷迷糊糊地醒來，檯燈依舊疲憊而衰老地支撐着這個小屋的夜晚，我幾乎聽得見檯燈咳嗽的聲音。姐姐瘦了，飯桌上更加沉默甚至僵硬。好多個夜晚我看見她咬着嘴脣把一張張試卷和老師不再給她高分的素描撕得粉碎，我害怕地縮在被子裏，聽着紙張碎裂的聲音，下意識地分辨着姐姐正在撕的是試卷還是素描紙，還有姐姐也許夾雜着哽咽的喘息。那個時候我就想，要是有一個男孩來愛姐姐，她會不會好一些？

絹姨的攝影展代替了我假想中的男孩。除了我，沒有誰見過姐姐不美麗的臉和凝視絹姨的照片的眼睛搭配起來是一個怎樣的瞬間，還有周圍艱難的燈光。那時候我真心實意地祈禱絹姨的影展能夠成功，爲了姐姐。

我做不到像姐姐一樣，我無法百分之百地仰慕絹姨的作品。當我用十九歲的眼睛來打量它們時，看見了一個又一個“優美的滄桑”“精緻的頹廢”“美好的悲哀”“尊嚴的貧窮”——這類的偏正短語我相信還有很多。你說世界上沒有尊嚴的貧窮？那你一定沒去過西藏。要拍廢墟時，絹姨的眼睛就會變成月光，看似溫柔地籠罩其實遠隔萬里；要拍傷疤時，絹姨的眼睛就變成手術刀刀鋒上的那一抹寒光，看似凌厲其實小心翼翼地切去一切不堪入目的部分。它們很美，我承認，可它們沒有《紐約》裏的那種勇氣。但是十六歲的姐姐，她崇拜一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