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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末日就是今天,就是此刻。我已經很老了,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我說的話越來越少,因爲反正人們都不能理解我的話的意思。越來越多的陌生人圍着我,他們問我:“你還記得我麼,你還能認得我麼?”開什麼玩笑,我憑什麼要認得他們?這些閒雜人等直起身子,憂傷或者故作憂傷地說:“她什麼人也認不出了。”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平靜地回答他們:“老年癡呆就是這樣的。”我很惱火地轉過臉:“你說誰是老年,你說誰癡呆?”這個平靜的聲音繼續平靜着,他說:“她現在總認爲自己還是19歲。”
他在胡說。他信口開河。我昨天早上還清晰地想起自己60歲那年的事情。我清晰地記得60歲那年的某天傍晚,漫長的公路邊錯落有致的燈光。雖然60歲也似乎是很久以前了,但是我不是一個固執地活在19歲的阿茲海默症患者——請用這種疾病的學名來代替“老年癡呆”。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已經很老了。所有嬌嫩的花樣年華的女孩子都會當我是怪物。這個操着平靜的、毋庸置疑的聲音的男人,他叫我“媽”,再也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了。剛纔我跟他說:“等我死了以後,請你們在墓碑上放上我24歲那年的照片。”(你看,我不是隻記得19歲那年的事情)看着他狐疑的眼神。我纔想起來我24歲那年他還不存在——如果真像他說的那樣,是我生了他。於是我補充:“就是那張我很年輕的時候,在阿姆斯特丹的照片,我穿着一件白色襯衣和一叢鬱金香在一起。”——那是我最爲珍愛的一張照片,因爲它攝於我最好的年華和在相對最好看的時候。阿姆斯特丹於我,已經變成了一座永遠停留在半個多世紀前的城市了。它終究和我童年時代出生成長的北方工業城市一起,變成了只能以片段形式存在的、雜亂無章的回憶。比方說,我已經想不起來鬱金香的樣子,卻一直忘不掉那道窄窄的運河上面的船屋,有人在那裏面居住。回憶只有變成片斷的、沒有了邏輯的時候纔是真正可靠的,才真正變成一個人精神的一部分,這是人們在年輕的時候,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領悟的事情。
但是面前這個平靜的陌生人對我微笑着說:“媽(這個字真叫人惱火),那是不可能的,沒有老人在自己的墓碑上面放年輕時候的照片。”算了,算了,行將就木的人們有個優點,就像我這樣,對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沒有了強烈的盼望。
我又睡着了,我又做夢了。半睡半醒間,聽見這個平靜的陌生人對一個客人說:“真對不起,您明天再來吧,花我先收下了,她現在一天要睡十幾個小時,像嬰兒一樣——您明天午飯前那個時候來,說不定能趕上她醒着,當然了,就算她醒着,她也未必認得你。”
那匹藍色的馬每次在我睡着的時候,就來到我的夢裏,跟我寧靜地說一聲:“走吧。”於是我就跟着它,我們健步如飛——對於我衰敗的身體而言,那種輕盈的感覺簡直欣喜得讓人恐懼。我從小就是個面對狂喜會覺得驚恐的孩子,好像我佔了一樣不該佔的便宜。可惜現在沒有人對我的童年有興趣了。人們通常缺乏想象力,不願意試着想象一個老人也曾有過幼童時代。藍色的馬很美,是那種曙光將現未現時候,天宇光滑的灰藍色,馬鬃和馬尾的地方還有隱約的一絲火紅,它簡直就像是從日出前的天空剪下來的。
在夢裏我永遠是19歲。爲什麼,我想不明白。但是我已經習慣了不追究任何事情。這匹藍色的馬那麼親切,他清澈如水的眼睛安然地看着我,我就找回了曾經做少女時候的感覺。少女不是一個名詞,也不是一種修辭手法,更不是一種自戀的藉口,而是實實在在的,身體隨時可以跟隨着蓬勃的精神飛翔起來的感覺。我19歲,我穿着19歲那年的衣服,一條鮮豔的紅裙子,款式和色澤都慘不忍睹——但是這其實沒什麼,因爲年輕永遠是狼狽。等你不狼狽了,你最乾淨的日子就過去了。藍色馬突然笑了,別問我一匹馬爲什麼會笑,反正我就是知道它笑了,它對我說:“親愛的,喜歡自己現在這副樣子嗎?”她靜靜地看着我,眼神溫柔如水,憂鬱如冰,它鼻翼裏邊的氣息輕輕地吹向我的耳朵和臉頰。就在它嫵媚地揚起腦袋,甩了甩馬鬃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我終於明白爲什麼和它在一起的時候我永遠都是19歲,以及,它是誰。
19歲那年,我開始寫小說。可以說自那一年起,我的生命才真正開始;也可以說自那一年起,我就告別了真實的生命。所以,這匹馬,藍色的馬,它就是我的小說。
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寫書,一羣年輕人看我的小說,現在,當年的他們已經老了,我也老了,我沒有力氣再寫,他們也沒有力氣再看。歷史就是這樣在悄無生息中終結和輪迴的。
藍色的馬輕柔地奔跑,無聲無息。19歲那年,身穿一條慘不忍睹的紅裙子的我坐在它背上。我們在垂死的夢境中逃亡。“你知道你要死了嗎?”它問我。我說:“你會和我一起死了嗎?”它笑着嘆氣,說:“老天爺,你一點沒變,還是那麼自私,那麼專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