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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林安琪。我曾經以爲我會成爲一個畫家,或者準確地說,我曾經以爲我會成爲一個不朽的畫家。但是,我最終成了一個舞美師。恐怕這世上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追逐着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理想,然後某一天,極其自然地,將這個“理想”閹割成了一個還說得過去的職業。以此謀生,並獲得精神上的所有認同。我不是第一個這樣的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當然,當然,我們這樣的人已經被人們稱爲幸運了。我懂得知足,因爲反正,關於“理想”的痛苦是不合法的,是無病呻吟的,你張揚了,你表達了,你就活該去死。我必須時刻謹記,這世界上還有災荒,還有戰亂,還有艾滋,還有無數在因爲不平等導致的困頓中,掙扎一生的人們——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些評判你是“幸福”還是“不幸”的人們,都沒什麼想象力。
總之,此刻,我坐在巴黎時間傍晚七點起飛的航班上,飛往北京,是爲了我的工作。十年前,我來到巴黎,一開始學畫,後來考進了戲劇學校的舞臺藝術科。現在,在一個算是歐洲戲劇界知名的舞臺美術設計師的工作室裏,爲那個明明一頭金髮卻總喜歡穿印度服裝的老闆工作。逐漸地被重用,偶爾被善意地調戲。今年十月,一個話劇會在北京的國家大劇院公演,我的老闆負責這個戲的舞臺美術,我是中國人,這個戲的舞美團隊少不了我。因爲公演之前的這幾個月,除了美術的部分,我必須負責用我的母語代表我的老闆跟導演以及劇院方面做所有的對接。“安琪,能讓你回家安心地待幾個月,順便做完這一單,多妙。”我的老闆是這麼跟我形容這個項目的。
不,我當然不是北京人。我的家鄉叫龍城,一個距離北京有好幾個小時車程的北方城市。我不確定我能抽出多少時間回家看看。不過,在鬼佬眼裏,反正都是中國,沒有區別。
航行時間是九個小時,一路往東,北京時間的清晨抵達。這趟航程最妙的地方,在於明明已經穿過了整整一個夜晚,但是總是能看見隱隱約約的曙光。人類渺小的軀體飛翔起來,便能看見地球用經緯線玩的這一點點小花樣。蜷縮在經濟艙裏,我踢掉了鞋子,用毯子裹住自己,打開了閱讀燈。我對這趟航線爛熟於心,飛了無數次,讓我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地在遇到劇烈氣流顛簸的時候,安穩地放下面前的桌板,打開圓圓的小盒子,摘下或戴上隱形眼鏡。因爲熟悉,所以覺得怎麼樣我也不會死在這裏。
我可以用這段時間,認真讀完這個戲的劇本。我沒有把筆記本電腦從行李艙裏拿下來,而是帶着厚厚的一沓打印稿。非常不環保,但是我已沾染上了歐洲人這種莫名其妙的守舊。國航的咖啡十年來沒有任何進步,不過我喝慣了。
二十年前,這個戲在阿維尼翁戲劇節驚豔四座。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劇團從此開始揚名四海。如今,在中國首演。
故事的年代不詳,大抵是比較久遠的時候。但應該沒遠到古代去。地點,就是某個小鎮。
小鎮上的牧師去世了,沒多久,新的牧師到任。新牧師看起來很年輕,總是愉快甚至有些過分愉快地笑着,喜歡開玩笑,不像是鎮上人們一貫概念裏的“牧師”——對我而言,我必須在閱讀的同時,試着抓住我腦子裏閃過的帶着光澤和陰影的畫面,究竟哪些纔是對的。那小鎮也許古樸,但是不該精緻,總該有些粗糙的地方,但是究竟是哪種粗糙?是否該像我從小長大的那座北方城市一樣,建築面目一致,是真的談不上有什麼景緻呢?我倒寧願讓這個小鎮,在我的手底下,變成20世紀初的工業區,比如,整個鎮子的人都爲一個大工廠幹活兒,舞臺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些老舊的龐大的機器。新來的牧師心裏哼着輕鬆的小調,略帶驚訝地看着,黃銅色泛着暗光的機器,張開血盆大口,嚼碎所有填進去的大石頭——見鬼,成本,當然不能忘了成本,誰知道預算那邊會不會同意我美妙的老工業區。
新來的牧師站在陳舊的、空蕩蕩的教堂裏,他從祭壇上走了下來,第一排的座位上坐着一個小女孩,小女孩緊閉着雙目,一邊流淚,一邊禱告。她身邊放着一個鳥籠,裏面那隻小鳥安靜地躺在自己的雙翅上,早已沒了氣息。牧師自然是看明白了,但他依然微笑着問小女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小女孩說,她的小鳥已經死了整整一天,但是她還是想問問上帝,這是爲什麼。如果是因爲她自己犯了什麼錯,她願意改正,願意接受懲罰,這樣,小鳥是不是就能回來了。她說她知道小鳥還是不會回來的,但是她必須這麼做。牧師笑了,他說:“你的小鳥是隻畫眉,不過,你喜歡鴿子麼?”小女孩說:“我不懂您的意思。”牧師拎起鳥籠,就在小女孩眼前,把鳥籠藏在黑袍的袖子後面,只一瞬,鳥籠出來了,畫眉的屍體不翼而飛,裏面乖巧地臥着一隻純白的小鴿子。
小女孩說:“但是它不是我的畫眉。”牧師說:“你可以叫它畫眉,完全沒有問題。”小女孩說:“可它的確不是我的那個朋友啊,它是個陌生人。”牧師說:“它不是陌生人,我知道,它和畫眉長得一點都不像,可是,你的禱告,上帝聽見了。”小女孩笑了,她清脆地說:“牧師,謝謝您啦。”牧師愉快地說:“要感謝的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