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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忽必烈對盧世榮的信任一如既往，堅持着“你辦事，我安心”的態度，因而繼續他的例行巡遊至上都。在元朝忽必烈統治時期，朝廷實行的是獨特的兩都制度：每年春暖花開的三月至秋高氣爽的九月，忽必烈常駐上都（即開平），而在其餘季節則轉回大都處理政務。這一制度借鑑了更早的遼朝皇帝的“五都捺鉢”傳統，鑑於蒙古與契丹同屬遊牧文化，蒙古人將契丹的四季捺鉢巡幸體系進行了簡化，將其轉變爲專屬的“兩都制”。後來清朝在承德建造避暑山莊，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均體現了類似的皇家遷移辦公的體制。
盧世榮出任中書省要職不過短短數日，便倚仗着皇帝的特別信任，膽大妄爲，無視丞相的地位，儼然一副中書省的實際操控者模樣。若有朝臣與他意見相左，哪怕只是細微分歧，也會被他栽贓爲“違抗聖旨”，進而遭到無情殺害。如此高壓之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連丞相安童等人也無法忍受這位漢人官員如此專橫跋扈，逾越職權。
幾個月過去了，盧世榮主導的“經濟改革”非但沒有起到預期效果，反而弊端重重。安童等人察覺到改革措施實爲無稽之談，深恐將來會對自身帶來牽連，於是他們組織御史們起草了一份奏疏，列舉盧世榮的累累罪行：
盧世榮以苛捐雜稅榨取民脂民膏，使國家積累了深深的民怨，預計未來民間財力將日益枯竭，天下財力也將隨之耗盡。細究其言行，早已背離初衷：起初他聲稱能恢復鈔法正常運作，如今卻讓鈔法弊端更加嚴重；起初他保證物價會自然下降，現今各類物品價格反而更高；當初他說能增加國庫收入至三百萬錠，且不加重民間負擔，而今卻強迫各地官員虛報數字以達成目標；他曾揚言要讓百姓安居樂業，現如今所做的全是擾民傷財之舉。如果不早日改變他的政策，等到事情敗露，屆時即便是剪除了蛀蟲，國家的肌體也已病入膏肓。
在上都的忽必烈收到御史大夫轉呈的這份奏章後，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右丞相安童召集朝廷重臣研討對盧世榮的彈劾事宜。緊接着，他又派人將盧世榮押解至上都，準備親自審理此案。
經過一番嚴密審訊，盧世榮的重大罪行逐一揭露：一是未經丞相安童許可，擅自挪用了二十萬錠鈔票；二是擅自將六部官階提升至二品；三是繞過樞密院，擅自調派行省一萬兩千人前往濟州；四是提拔了一批阿合馬的餘黨，爲害公義，擾亂民生。
不久，在一次忽必烈與衆臣的廷議中，淪爲階下囚的盧世榮“痛哭流涕，一一坦白”，他這樣做其實是企圖以承認錯誤的方式替老皇帝忽必烈掩飾一部分過失，畢竟他所犯的第二項和第四項罪行都有忽必烈的默許。一開始，這招還真起到了作用，忽必烈並未立刻下令處決盧世榮，只是將其打入了大牢。
然而，當得知真金太子對盧世榮深惡痛絕，原本推薦盧世榮上臺的桑哥也不敢再替他說話，沒有勇氣站出來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