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峙 （五） (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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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忽必烈點點頭，贊同董文柄的分析。如果沒有北方的叛亂，他當然可以調集全部人馬，把江南各地屠成牧場。但此時，面對北方海都等人巨大的壓力，一個穩定的江南作爲後方，顯然比一個四野無人的江南對朝廷更有利些。至少，大都等地的糧食，每年還必須從江南征集。在蒙古貴族口中，江南的白米，顯然比北方的黍物（蒙古食品，做蒙古炒米的主要原料），咀嚼起來味道更佳。

“所以，萬歲可令那些失地流民，各歸故里。着地方官給其田。給其種子。凡管軍將校及故宋貪官，有趁社稷交替之機漁奪百姓田廬、產業者，着各省官員將掠奪之物，歸還原主。凡居民開荒自養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稅，酌情減免。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貨等課程，從實辦之，不得隨意徵收。凡故宋繁冗科差，聖節上供等名目花樣，悉除免之……”

董文柄的語調緩和而鄭重，提到治國之策，他身上又恢復了平日裏那種無人能比的自信。“故宋朝廷捐稅少，但各地官員私下名目甚多。陛下減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而江南之地，雨水過多。適於農漁，而不適於牧。此時江南百姓，十僅剩其一。陛下鼓勵其開荒，授其田產，每人料可得地數十畝。此乃平頭百姓畢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如此，數載之後，誰還知大宋乎。文賊收買人心之策，亦隨之敗。天下必可大定！”

在董文柄的記憶裏，大元朝的確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經試行過一段類似的善政。但不久就隨着消滅殘宋勢力目的達到，而廢棄不理。而現在，爲了從政治上與文天祥較量，必須重提這些懷柔之策。董文柄從流傳於民間的報紙和坊間巷裏的流言中，敏銳地感覺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給破虜軍帶來的好處。對付福建新政的辦法，懷柔好於打壓。大元朝疆域廣，本錢足。跟破虜軍比收買人心，輕易不會輸掉。況且這麼做，還會在百姓口中，爲自己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愛民之名。百年之後，論及是非功過，至少自己的舉動可以說附合了“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古訓。（酒徒注：縱觀忽必烈一朝，隨着蒙古、漢、色目三方勢力的角逐，政策變化很大。同常是一邊下旨減稅，一邊將稅務“承包”給色目人，任其狂斂。矛盾甚多，笑話亦甚多。）

“此外，臣請陛下，儘早訂立江南諸官俸祿和蒙古、探馬赤、新附軍軍餉，使文武百官所取皆有憑依。不可在民間隨意搜刮！”除了對百姓進行安撫外，董文柄還建議對官員行爲進行約束，並完善各地的官員俸祿。在他眼裏，劉深和達春等人魚肉百姓，最大的原因還是大元自立國以來，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俸祿標準造成的。蒙古人不知道俸祿之說，開始，百官的俸祿全憑對民間的掠奪和皇帝賞賜。至元七年，長江以北地區的官吏和轉運使的官俸才定下來，但阿合馬麾下爲國理財者，卻不遵從這種制度。而是從上交給國庫的收益中進行提成。江南等地官員的薪俸制度更亂，完全是誰搶到算誰的。既然朝廷不禁止搶劫，軍官和士兵自是放開了手去搶。誰對百姓客氣了誰是傻瓜。（酒徒注：文中時間爲至元十六年春，據元史記載，至元十八年，新附軍開始有軍餉。至元二十二年，蒙元全國纔有了統一的俸祿標準）

“此事可以從長計議，這是文策，那武策呢？”忽必烈點點頭，鄭重地問道。董文柄的建議，不可謂不善。忽必烈能看出來，這個策略完全出於公心。如果此策真的執行，恐怕那些趁火打劫的南宋降官，要把董文柄視爲眼中釘，肉中刺。

但吞併天下，真的是依靠那些在馬刀前就會抱着頭哀哭的平頭百姓，而不是那些踏在百姓脊背上的英雄麼？忽必烈不敢確定！以蒙古族崛起的經驗，各部落中的英雄起到的作用，比百姓大得多。那些南宋投降者雖然無恥，畢竟曾經是一國之精英。

“武策必須以文策相輔佐。眼下北方海都等人，蠢蠢欲動。中書（轄現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內蒙一部分）、陝西、甘肅三行省的兵馬不可輕調。陛下欲平江南，只能借江南人馬。欲滅殘宋，必須傾整個江南之力。不可輕敵猶豫，讓殘宋有了喘息的機會。所以，臣以爲，以一名將統領整個江南人馬，整合在江南的蒙古、探馬赤、漢、南諸路大軍，齊頭並進，以泰山壓卵之勢，一鼓而下之！”

“善！”忽必烈一拍桌案，站了起來，“以江南之力圖宋，以北方之力護衛大元，大兄真乃我之王猛也。不知眼下何人可爲將，望大兄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