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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轉型和國家的進步，是以其領袖的思想轉變爲標誌的。當我們歡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時，不能不追溯到三十年前的一個思想細節。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而這之前中國在極“左”時期一直稱新爲“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當鄧小平喫驚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時，他承認對方實行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方針是對的。當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做？”這倒讓李喫了一驚。他就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臺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李光耀後來回憶：“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麼做。儘管鄧小平當時已74歲，但當他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還是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這次新加坡之行，鄧小平以他驚人的謙虛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承認並改正了兩個錯誤：一是改變保守自閉，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二是接受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係。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自我批評精神啊。
人孰能無錯？但並不是人人都能事後認錯。普通人認錯難，有光環籠罩和鮮花托舉的偉人、名人認錯就更難。但也正是這一點考驗出一個人的品格與能力。縱觀歷史，名人，喜功、貪功的多，自責、擔責的少。像鄧小平這樣，大功不自喜，大德不掩錯，是真偉人。平時，我們看一個人的成功，總是說他發現了什麼，創造了什麼？其實同樣重要的另一面是他承認了什麼，改正了什麼？當一個人承認並改正了前一個錯誤時，就爲他的下一個創造準備了條件，鋪平了道路。而當一個偉人這樣做時，他就爲國家民族的復興鋪平了道路。延安時期搞搶救運動，傷害了革命同志，毛澤東親自到會道歉，脫帽鞠躬。1958年犯了大躍進錯誤，第二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認錯說：“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當然，這次認錯不徹底也爲以後的“文革”留下禍根。“文革”之後，小平主政，總結歷史教訓，他沒有委錯於人，而是代毛澤東認錯，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後來他又多次講到，不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是這種謙虛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保證了大轉折時期的平穩過渡。一個領袖的英明，包括他的智慧、魄力，也包括他的謙虛、誠實。一個民族的幸福不只是有領袖帶領他們取得了什麼成就，更是帶領他們繞開了什麼災難。領袖一念，國家十年，偉人多一點謙虛，國家就少一次失誤，多一次復興的機會。
認錯是痛苦的，一個偉人面向全體人民和全世界認錯，更要經受巨大的心靈痛苦。黨犯了錯誤，總得有人出來擔其責，重啓新航；一個時代的失誤，總得有人來畫個句號，另開新篇。這不是喜氣洋洋的剪綵，是痛定思痛，發憤圖強的誓言。只有那些敢於擔起世紀責任的人，纔會有超時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爲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圖虛名，面對現實，實事求是。當我們今天沉浸在改革開放的喜悅中時，請不要忘記當年一代偉人痛苦的思考和艱難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