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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爲晉代柴桑人，即現在的江西的九江縣、星子縣一帶。九江我是去過的，這次爲寫這篇文章又重去兩地尋找感覺。結果這感覺真的讓我大喫一驚。在陶淵明紀念館，我看到了許多歷代、各地甚至還有國外對他的研究資料，及出版的各種書刊。像東北鞍山這樣遠、這樣小的地方都有陶學的研究團體，而今年的全國陶學年會是在內蒙古召開的。日本亦有專門的陶學社團。一本專刊上這樣說：“淵明文學在日本的流傳，不論時光如何流失，人們對他恬淡高潔的人格的憧憬，對其詩文的熱愛從未中斷。”而更未想到的是，陶淵明的墓是在一座部隊的營房裏，官兵們用平時節約下來的經費將其修葺保護得十分完美。我們登上營房後的小山，香樟、桂花、茶樹等江南名木掩映着一座青石古墓，墓的四角，四株合抱粗的油松皮紅葉綠，直衝雲天。只看這樹就知這墓在數百年之上。陶卒於亂世，其墓本無可考，元代時大水在這附近衝出一塊記載陶事的石碑，官民喜而存之，因碑起墓，代代饗祭。現在這個墓是部隊在2003年重修，並立碑記其事。一個詩人，一個逝去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古人怎麼會引起這麼廣泛、久遠的共鳴呢？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確是以藝術的魅力激起了我們千百年來對理想社會和美好山水的不斷追求。但更有普世價值的是他設計出了一個人心理的最佳狀態，這就是以不變應萬變，永是平和自然，永葆一顆平常心。他以親身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接着又用自己的作品定格、昇華、傳達了這種感覺。他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埋下了一粒桃花源的種子，無論如何斗轉星移，歲月更換，後人只要一讀陶詩、陶文，就心生桃花，暖意融融，悠然自悟，妙不可言。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爲，哲學家應該具有詩人的思維，他說哲學最好的表達方式是詩歌。陶淵明已經做到了這一點，他始終是用詩歌來表現人生。
人生在世有三樣東西繞不過去。一是誰能沒有挫折坎坷；二是任你有多少輝煌也要消失，沒有不散的宴席；三是人總要死去，總要離開這個世界。與這三樣東西相對應的心境是灰心、失落與恐懼。怎樣面對這個難題，克服人精神上的消極面，讓每一天都過得快活一些，歷來不知有多少的思想家、宗教徒都在做着不盡的探索。過去關於奮鬥、修養的書不知幾多，現在“勵志”類的書又滿街滿巷，而所謂“修養”，已經滑進了“厚黑”的死衚衕。而你就是勵志、奮鬥、成就之後還是繞不開這三點。你看現實生活中有的人生活並沒有到了谷底，甚至還又幾分殷實小康，但還在沒完沒了地嫉妒、哭窮、訴苦、牢騷；有的人已身居高位，還在貪婪、虛榮、邀功；有的人已退出官場，還在回頭、戀權、戀名，苦心安排身後事。陶淵明官也做過，民也當過；富也富過，窮也窮過；也曾順利，也曾坎坷，但這些毛病他一點也沒有。他學儒、學道、學佛，又非儒、非道、非佛，而求靜、求真、求我，從思想到實踐較好地回答了人生修養這個難題。
陶淵明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軍閥”混戰，政權更迭，民不聊生。他雖也做過幾次官，但“不願爲五斗米折腰”，歸隱回鄉，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爲避戰亂他曾兩次逃難，仇家一把火又將他可憐的家產燒了個精光。但在他的詩文中卻找不到杜甫“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式的哀嘆。反倒常是一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靜。這是一種境界，一種迴歸，迴歸自然，迴歸自我，不爲權、財、名、苦所累，永葆一顆平常心的境界。他爲官時不爲五斗米折腰，不丟人格；窮困時安貧知足，不發牢騷，不和自己過不去，也就是《桃花源記》裏說的“黃髮垂髫，怡然自樂”。我們沒有理由責備陶淵明爲什麼不像白居易那樣去寫《賣炭翁》，不像陸游那樣去寫“鐵馬秋風大散關”，不像辛棄疾那樣“把欄杆拍遍”。陶所處的時代沒有辛棄疾、岳飛那樣尖銳的民族矛盾，他也未能像魏徵、范仲淹那樣身處於高層政治的旋渦之中。存在決定意識，各人有各人的歷史定位。陶淵明的背景就是一個“亂”字，世亂如傾，政亂如粥，心亂如麻。他的貢獻是於亂世、亂政、亂象之中在人的心靈深處開發出了一塊恬靜的心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陶淵明也不是沒有做過官，但他不把做官當飯喫，他一生五仕五隱，那官場的生活只不過是他的人生實驗。他對朝廷也曾是有過一點忠心的，甚至還有對晉王朝的眷戀。自晉亡後，他寫詩就從不署新朝的年號。但是他把人格看得比政治要重。不爲五斗米折腰，不看人的臉色。政治生活一旦妨礙了他的人性自由，就寧可回家。他高唱着：“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何等痛快。朱熹評陶淵明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他豈但只高於晉宋人物，也遠高於現代的許多跑官要官、貪財受賄、爭權奪利、圖名好虛之人。
陶淵明對死亡的思考更是徹底，並有一種另類的美感。他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死，萬歲如平常。”人總有一死，何必嘆什麼命長命短，操心什麼死後的榮譽。如果一個人總是不死，那生和死又有什麼區別？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真讓我們喫驚。正因爲有這種生死觀他從不要什麼虛榮，沒有一點浮躁。更不會如今人之非要生前爭什麼鏡頭、版面，死後留什麼傳記、文選。
龔自珍說：“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騷》。”梁啓超說：“這位先生身份太高了，原來用不着我恭維。”說是不用“恭維”，但歷來研究、讚美他的人實在太多。他的思想確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的這種達觀精神幾乎成了後人處世的楷模，如果你撫摸着陶之後的歷史畫卷，就會聽到無數偉人、名人與他的共鳴，而這些人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羣山高峰啊。於是我們就會發現一股從遙遠的桃花源深處發出的雷鳴，在歷史的大峽谷中，滾滾回蕩，隱隱不絕。李白算是中國詩歌的高峰了，被尊爲詩仙，但他對陶是何等的敬仰：“夢見五柳枝，已堪掛馬鞭。何時到彭澤，狂歌陶令前。”他夢見陶公門前的五柳樹了，要到彭澤去與他狂歌。白居易曾被貶爲江州司馬，離陶的家鄉不遠，他在任上時陶詩不離手：“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峯太白雪，一卷陶潛詩。”蘇東坡曾被髮配在偏遠的海南，他身處逆境是把陶淵明當老師才渡過困境的：“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他把陶放在曹植、李白、杜甫之上，而且居然把陶詩逐一和了一遍，這恐怕主要是精神上的相通。現代人中毛澤東也有陶淵明情結。他一生轟轟烈烈是是非非，但晚年多次談到想放浪形骸，寄情山水，去做徐霞客，或者去當一名教書先生。他上廬山，山下的九江就是陶淵明的家鄉，於是賦詩道：“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
莊子說“內聖而外王”，事業是皮毛，心靈的自由纔是人的終極追求。魏晉人追求的大概就是這個風度，所謂：“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亦即陶淵明說的不要讓心情爲外形所役使（既自以心爲形役）。翻閱史書，我們發現凡真正建功立業，轟轟烈烈的大人物，其內心深處都有一個靜謐的桃花源，能隱能出，能動能靜，收放自如。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獲，火燒赤壁，舌戰羣儒，一生何等忙碌，但留下的格言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政治抱負多麼強烈，但他的心理支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辛棄疾晚年寫詞：“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都把軒窗寫遍，要使兒童誦得，《歸去來兮辭》。”鄧小平是繼毛之後的又一偉人。“文革”之難，他在江西被軟禁三年。這個昔日指揮淮海戰役的主帥，在一個綠樹磚牆的小院裏，養了幾隻雞，種了幾壟菜，挑糞擔水，劈柴燒火。如陶淵明那樣“帶月荷鋤”、“守拙歸園”。後來毛要他對“文革”下一結論，他說：“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漢，不識晉魏。”但正是這種能伸能屈的淡定，讓他後來一出山就帶來國家民族的中興。而事成之後他卻淡淡地說了一句：“我無大志，只願國家富裕，我做一個富國的公民就行。”他要歸去。陶淵明不是政治家，卻勾勒出一個理想社會，讓人們不斷地去追求；他不是專門的遊記作家，卻描繪了一幅最美的山水圖，讓人們不斷地去尋找；他不是專門的哲學家，卻給出了人生智慧，設計了一種最好的心態，讓人們去解脫。如果真要說專業的話，陶淵明只是一個詩人，他開創了田園詩派，用美來淨化人們的心靈。中外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詩人能像他這樣創造了一個社會模式、一種山水佈景、一種人生哲學，深深地植根在後人的心中，讓人不斷地去追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