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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禹同處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他們並不是三個時代的人,禹治水功成時,堯仍在世、居於平陽城中。在堯爲天子的晚年,中華隱患叢生,又遭遇了那一場大洪水,可以說到了內憂外患的頂點,差一點就分崩離析。
假如不是有重華和大禹力挽狂瀾,帝堯在後世的評價中還會是一代賢君嗎?大洪水是禍亦是福,既是災難又是機遇,伴隨着大禹行遍天下各部治水成功,建立了另一條無形的精神紐帶,江河就似血脈,整合了統一的中華。
大禹不是顓頊,沒有像顓頊那樣每到一個大部就娶一位妃子,並將與這位妃子的後代送回去當部族首領、從而建立血脈聯繫。大禹打造的是另一種紐帶,更穩固、更持久,但在這種情況下,禪讓制已經很難有實際意義了。
僅僅是形式上的天下衆君共推,便已經很難做到。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衆君朝會就是塗山之會,自塗山始至會稽山圓滿,先後用了多長時間?有的伯君從離開部族趕往塗山,直至從會稽山出發回到部族,最久的用時近兩年,還有國君就病死在回去的路上了!
死在路上的國君是誰?上上代的寶明君啊,小九的爺爺!
成本如此巨大、效率極低,到了幾乎無法實施的地步。而且絕不能認爲每一位天子都能像堯、舜、禹那樣健康長壽、享國多年。萬一天子遇了意外,或者在幾年內連續更換好幾位天子,天下衆君在路上往返都來不及,那就什麼事都別幹了。
就算天下衆君都能及時趕到,又會推選誰呢?當年的重華和大禹,名滿天下、譽滿天下,亦有大功德於天下,當然無可爭議。可是每一次都能找到這樣的人嗎?尤其是在太平無事的年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先後有重華和大禹的出現,只能說是中華各部走運,亦是中華萬民之幸。
交通的不便更是信息傳遞的不便,很多君首根本無法真正瞭解他們所要推選和比較的對象,往往只能選擇親近與熟悉之人。理論上“才德”是評判的標準,可是這種標準卻恰恰是很難去具體衡量的,甚至人們看到的只是僞飾,除非有人能夠達到重華、大禹那種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