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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是奇怪的東西。拿差別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只有某人才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瞭解這幾個字。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爲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爲他不會說國語。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我聽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註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着。這是那種特別的天氣：在屋裏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象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並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裏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彷彿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天氣給了我個建議。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爲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裏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着，窗臺上還曬着兩條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髮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着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門口迎接我。他蹋拉着鞋片，穿着短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讚美的意思。
屋裏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我們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牀上；毛博士揹着窗，斜向屋門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閒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這個人有點特別。他“全份武裝”地穿着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裏掖着，領帶上彆着個針，錶鏈在背心的下部橫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爲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別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條律。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着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窪，象個元寶筐兒，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眼睛因地勢的關係——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着很深，象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着，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彷彿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脖子上安着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着一大堆黑頭髮，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