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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就說過：“因與果，手段與目的，種子與果實，全是不可分割的，因爲果早就醞釀在因中，目的存在於手段之前，果實則包含在種子中、大自然法則中。”
還有一些人爲了過分強調“因果報應”的“宿命論”，牽強附會、生搬硬套、機械對應因果關係，就與佛法所講的因果論相去甚遠了。
而兩宋種了太多的“因”，結下以後衆多的“果”。
第三部分：兩宋由盛而衰的核心原因分析
一是“中央集權”，官員自主性降低。
宋太祖克服唐末五代以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的制度弊病，初步建立起中央決策體制；還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體制，集中兵權、財權、司法權和官員任免權。尤其是深刻汲取北周末年“武將擅權”導致自己“黃袍加身”的歷史教訓，想方設法、竭盡全力、全方位多角度推行“崇文抑武”“強幹弱枝”“守內虛外”的政策。
從機構設置上，宋朝廷的中樞機構爲“二府制”，即設中書省和樞密院兩個機構“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文武分權制衡。
宋神宗時期，有人建議把權力合併於兵部。宋神宗反對說：“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宋廷爲了體現出對文臣的優待，就對一些功勳元老文臣賦予可以有限度地過問軍事的權利。比如文彥博、呂公着曾以元老任“平章軍國重事”和“同平章軍國重事”。
到了南宋，宋高宗知道秦檜賣國求榮引起公憤，但是因爲秦檜完完全全貫徹了宋高宗的政治路線，因此他不遺餘力地保護秦檜，特許秦檜以宰相兼任樞密使。但這個可惡的先例，爲後來的韓侂冑、賈似道等人攬權擅政樹立了惡劣榜樣。南宋韓侂冑當權時，曾任“平章軍國事”。到宋寧宗時期，由於權臣的鬥爭，宰相兼樞密使又成爲定製，對皇權產生了重大威脅，導致了後期危機的加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