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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德爾加蒂娜感到擔憂。老鴇對我說:“最好是你帶上她走。”我的唾液都凍住了,回答道:“我寧願先死。”老鴇察覺到了,然後沒有掩飾她的藐視道:“你在發抖。”我答道:“那是爲了她,不過只有半句真話。”我建議老鴇在旁人來之前就閃身。她說:“是的,你是記者,肯定沒事。”我懷着特定的怨氣答道:“你也不會有事,你是政府授權下的唯一逍遙法外者。”
我們這個城市以美好的自然環境和先天的良好治安而廣受好評,但每年都會因一次醜惡和殘忍的暗殺砸了這個招牌。但是這次不同,因爲在官方新聞的大標題下,詳情卻少得可憐,只是淡淡地提到一個年輕的銀行家在普拉多馬爾(譯註:Pradomar,上文斯美娜那段也有此地名)公路上遭到襲擊,而後不幸遇難。銀行家沒有任何敵人。官方公報推想出兇手是國內的難民,他們正在源源不斷地製造犯罪,這與城市居民的公民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政府已經批捕了五十多個嫌疑人。
我無比憤慨地找到法律記者,他是一位典型的二十年代記者,戴着綠色賽璐璐遮陽鏡,袖口綁着橡皮繩,自負地預測事件。但他知道的線索實在有限,我謹慎無比地幫他補充了許多。在永恆,可靠的消息幽靈的協助下,我們兩人滿懷信心,動用四隻手爲頭版的八專欄一則新聞(una noticia de ocho columnas)寫了五頁稿紙。但是“九點鐘的討厭鬼”——新聞檢審官卻毫不猶豫地附上被釋放的嫌疑犯聲討過多次的官方版本。於是我皺起悲傷的眉頭去參加一個世紀來最值得懷疑,最多人蔘與的葬禮,這樣可以淨化我的良心。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爲了知道 德爾加蒂娜最近過的怎麼樣,便打電話給羅薩-卡瓦爾加斯,但是她四天內沒接我一個電話。第五天,我咬牙切齒地來到妓院,只是妓院門已經被封,但並不是被警察,而是被衛生部門所封。周圍的羣衆沒人知道其原委。沒了德爾加蒂娜的消息後,我便激烈地,有時甚至荒謬地,令人咋舌地搜尋她。我花了幾天時間坐在公園的長凳上觀察那些年輕的騎車族,公園中灰塵陣陣,小男孩們正在往外表脫落的玻利瓦爾塑像像頂攀爬。年輕的姑娘們騎車時猶如母鹿一般美麗優雅,亦唾手可得,好似捉迷藏中隨時準備被抓的獵物。當我感到希望渺茫時,我只好在博雷羅曲中尋求安慰。它們就像致命的藥水:每一個詞語都是德爾加蒂娜。以前寫作時我經常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因爲我總會在音樂花上更多的精力。而現在卻反過來了:我只能在博雷羅音樂下才能寫作。生活中到處是德爾加蒂娜。我那兩個禮拜寫的新聞稿都是密文情書的範本。編輯部主管被雪片般的讀者回復弄得焦頭爛額,於是要求我“適
度戀愛”,而且提出我們應該想想該怎麼安慰這些忠實讀者的法子。
嘈雜的環境終於打亂了我精密的生活節奏。我以前都在五點鐘起牀,但是現在一直呆在黑暗的房間中想念着德爾加蒂娜,虛構她的生活。她叫她弟妹們起牀,給他們穿上校服,然後喂他們喫早餐,這些都完成之後,她便騎着自行車橫穿市區去工廠“服刑”——訂紐扣。我驚奇的問自己:“她在訂紐扣時會想些什麼?會想我嗎?她爲了找到我也在搜找羅薩-卡瓦爾加斯嗎?”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都沒有脫下那件技工外套,我也沒有洗澡,沒有刮臉,沒有刷牙,就這樣邋遢地過了一個禮拜。因爲愛情的啓示是每個人會在碰上自己“剋星”的那天,他會爲她整理,爲她打扮,爲她噴上香水,但對我來說這太遲了,我以前從未找到真愛。達米安娜看到我在早晨十點還赤身裸體地躺在牀上時,她相信我已病得不輕。我色迷迷地看着她,然後引誘她能和我一起裸着身體滾上幾圈?她藐視道: “如果我說可以,您已經考慮過該怎麼做嗎?”
至此我才發現這痛苦腐蝕我的程度。在這年輕人的痛苦中,我甚至都不認識自己了。由於我要一直守着電話,所以我繼續閉門不出。我在未掙脫掉痛苦的情況下繼續寫作,當第一聲電話鈴聲響起時,我立即奔過去接聽,因爲我認爲對方可能是羅薩-卡瓦爾加斯。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停下手中的事情,打個電話給老鴇,連續幾天都是如此,後來我終於明白一點——電話真無情。
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回家時碰到一隻貓 正蜷縮着身體趴在門口的臺階上。它很髒,而且受過虐待,但是充滿了令人憐憫的溫順。我抱它進屋,根據養貓手冊,我肯定它是隻病貓,然後我就按照手冊上的指導悉心地照料它。一日,我正睡着午覺,突然心中有個好主意——可以用貓來指引我找到德爾加蒂娜的住處。我用一隻購物袋 把貓帶到了羅薩-卡瓦爾加斯的妓院門口,門上依舊貼着封條,也沒有任何動過的跡象,但貓在袋子中拼命扭動,竟然真的掙脫了,它蹦上果園牆頭,之後就消失在林子中。我懊惱地用拳頭敲了幾下大門,突然一個軍人的聲音答道,儘管門依舊關着:“誰?”“一個朋友,”我毫不示弱地說,“我是來找女主人的。”那聲音答道:“這裏沒有女主人。”我繼續說:“您至少給
我開個門,好讓我領回我的貓。”“沒有貓。”我問道:“您是誰?”